的玩藝，其結果當然是師古。所以他“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這極端的崇古便非把自家的思想犧牲了不可。思想既有一定，那麼文人還有什麼把戲可耍呢？當然是師其意不師其辭了。把辭變換一下，不與古雷同，便算盡了創作的能事。其實，文章把思想部分除去，而只剩一些辭句——縱使極美——又有什麼好處呢？孔家的說詩，是以詩為教育政治的工具；到了韓愈，便直將文學與道德粘合在一處，成了不可分隔的，無道便無文學。

道到底是什麼呢？由韓愈自己所下的定義看，是：“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原道》）他這個道不是怎麼深奧的東西，如老子那無以名之的那一點。這個道是由仁與義的實行而獲得的。這樣，韓愈的思想根本不怎樣深刻，又偏偏愛把這一些道德行為的責任交給文學，那怎能說得通呢！道德是倫理的，文學是藝術的，道德是實際的，文學是要想象的。道德的目標在善，文藝的歸宿是美；文學嫁給道德怎能生得出美麗的小孩呢。柏拉圖（Plato）是以文學為政治工具的，可是還不能不退一步說：“假如詩能作責任的利器，正如它為給愉快的利器，正義方面便能多有所獲得。”

但是，詩是否能這樣腳踩兩隻船呢？善與美是否能這樣相安無事呢？——這真是個問題！

“文起八代之衰”的功勞是在乎提高了散文的地位，但是這個運動的壞處是使“文”包括住文學，而把詩降落在散文之下；因為“文”是載道的工具，而詩——就是韓愈自己也有極美豔的詩句——總是脫不了歌詠性情，自然便不能冠冕堂皇的作文學的主帥了。因為這樣看輕了詩，所以詞便被視為詩餘，而戲曲也便沒有什麼重要的地位。詩與散文的分別，中國文論中很少說到的。這二者的區分既不清楚，而文以載道之說又始終未敲打破，於是詩藝往往要向散文求些情面，象白居易那樣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明之則為詩”，以求詩藝與散文有同等的地位，這是很可憐的。

那最善於作小品文字的柳宗元的遊記等文字是何等的清峭自然，可是，趕到一說文學，他也是志在明道。他說：“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YRYR，務彩色、誇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有了取道之原，文章不美怎辦呢？他說：“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恆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楊評事文集後序》）

這又似乎捨不得文采動聽那一方面，而想要文質兼備，理詞兩存，縱然“道”是那麼重要，到底他不敢把“美”完全棄擲不顧呀。

這種忸怩的論調實在不如司空圖的完全以神韻說詩，看：“俯拾即是，不取諸鄰，俱道適往，著手成春。如逢花開，如瞻歲新。真與不奪，強得易貧。幽人空山，過雨採蘋。薄言情悟，悠悠天鈞。”（《二十四詩品·自然》）

這是何等的境界！不要說什麼道什麼理了，這“情悟”已經夠了。再看：＇網羅電子書：。WRbook。＇

“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滿汀，隔溪漁舟。可人如玉，步OE匝壩模�卣霸刂梗�氈逃樸啤I癯齬乓歟��豢墒眨喝月之曙，如氣之秋。”（《清奇》）

這種具體的寫出詩境，不比泛講道德義法強麼？他不說詩體怎樣，效用怎樣；他只說詩的味道有雄渾，有高古等等，完全從神韻方面著眼。這自然不足以說明詩的一切，可是很靈巧的畫出許多詩境的圖畫，叫人深思神往；這比李白的“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我志在刪述，垂暉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的以作詩為希聖希賢的道途要高尚多少倍呢！

宋代文說：宋朝詞的發達，與白話的應用，都給文學開拓了新的途徑；按理說這足以叫文人捨去道義，而創樹新說了。可是，事實上作者仍是拿住“道”字不放手；那善於文詞的歐陽修還是說：（奇*書*網。整*理*提*供）

“夫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