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批語而已。本來一篇詩的成就不是很簡單的事，作家的人格，作風，情趣，技術都混合在一處；那麼，只拿幾個字來評定一個詩家的作品是極難的事，就是勉強的寫出來，也往往是空洞的。況且，從詩的欣賞上立論，我們讀詩的時候，它只給我們心靈的激動，並不叫我們隨讀隨想那一點是詩人的人格，那一點是詩人的感情，而且是一個“整個”的。正如喝檸檬水一樣，如果半瓶是蘇打水，半瓶是檸檬汁，並沒有調勻在一處，又有什麼好喝呢。所以，就是有精細的分析，把詩人的一切從詩中剝脫出來，恐怕剝完了的時候，那詩的作用一點也不存在了。

鍾嶸也知道：“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即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詩品序》）如果他始終抱定這個“直尋”來批評，當然強尋源流的毛病便沒有了，對於詩的欣賞也一定更深切了。

至於把詩人分成若干等級是極難妥當的事。設若不把什麼是詩人先決定好，誰能公平的給詩人排列次序呢？同時，詩人所應具備的性格、能力與條件，又太多了，而且對這些條件又是一人一個看法，怎能規定出詩人到底是什麼呢？就是找出詩人必備的條件，還有個難題，什麼是詩呢？這是文學理論中最困難的兩個問題；不試著解決這個，而憑個人的主張來評定詩人與詩藝的等次，是種很危險的把戲。他對於聲律的講求，有很好的見解：“餘謂文制，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詩品序》）

如果他抱定“直尋”和“口吻調利”來寫一篇詩論，當比他這樣一一評論，強定品次強得多了。以情性的自發，成為音調自然的作品，豈不是很好的理論麼。

以上這些論調，無論怎樣不圓滿，至少叫我們看得出：自魏以後，文學的研究與解釋已成了獨立的，這不能不算是一個大進步。

第三講　中國曆代文說（下）

唐代文說：唐代是中國詩最發達的時代，有“詩中有畫”的王維；有富於想象，從空飛來的李白；有純任性靈，忠實描寫的杜甫；有老嫗皆解，名妓爭唱的白居易；還有，嘔，太多了，好象唐代的人都是詩人似的！在這麼燦爛的詩國裡，按理說應有很好的詩說發現了，而事實上談文學的還是主張文以載道；好象作詩只是一種娛樂，無關乎大道似的。那以聖賢自居的韓愈是如此，那最會作詩的白居易也如此，看他《與元微之論作文大旨書》裡說：“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

其實李白的好處，原在運用他自己的想象，不管什麼風雅比興，孰知在這裡卻被貶為不明諭諷之道了！

他又說：“僕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

這是表明他為詩的態度——不是要創造一家之言，而是志在補殘葺頹。

他接著說：“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雲：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眾樂娛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裡，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蟲之戲，不足為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

他的詩這樣受歡迎，本來足以自豪了，他卻偏說：“雕蟲之戲，不足為多。”那麼，他志在什麼呢？在這裡：“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白居易《與元微之論作文大旨書》）①兼濟與獨善是道德行為，何必一定用詩作工具呢。恐怕那些在“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的，正是那發於一吟一笑的作品吧？

這個載道的運動，當然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的韓愈為主帥了。他的立論的基礎是“道為內，文為外”。看他怎樣告訴劉正夫：“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韓愈《答劉正夫書》）

這為文宜何師的口調，根本以文章為一種摹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