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是文章的骨髓，自然文士便不許發表自家的意見，只許依經闡道了——文學也便嗚呼哀哉了！不怪他評論《離騷》那樣偉大的作品也是：“（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虯龍以喻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淹涕，嘆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辨騷》）

這樣以古斷今，是根本不明白什麼叫創作。《詩》是《詩》，《騷》是《騷》，何必非把新酒裝在舊袋子裡呢！論到文章的體格，他先把字解釋一下，如：“詩者持也”，“賦者鋪也”，“頌者容也”等等。然後把作家混含的批評一句，如“孟堅《兩都》，明絢以雅瞻。張衡《二京》，迅發以宏富。”等等。前者未曾論到文學的價值——賦到底是體物寫志的好工具不是？後者批評作品混含無當，作者執筆為文時可以有一兩個要義在心中為一篇的主旨；批評者便應多方面去立論，不能只拿一兩句話斷定好壞。

至於章表奏啟本來是實用文字，史傳諸子本是記事論理之文，它們的能作文學作品看，是因為它們合了文學的條件，不是它們必定都在文學範圍之內。劉勰這樣逐一說明，比蕭統的把經史諸子放在文學範圍之外的見識又低多了。

說到措辭與文章結構，這本來是沒有一定義法的；修辭學不會叫人作出極漂亮的詩句，文章法則只足叫人多所顧忌因沿。法則永遠是由經驗中來的，經驗當然是過去的，所以談到“風骨”，他說：“若能確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篇體光華。”這“正式”是哪裡來的？不是摹古麼？說到“定勢”，他便說：“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返，則文體遂弊。”這是說新學之銳，有所創立是極危險的。文學作品是個性的表現，每人有他自己的風格筆勢，每篇文章自有獨立的神情韻調；一定法程，便生弊病，所以《文心雕龍》的影響一定是害多利少的，因為它塞住了自由創造的大路。

總之，這本書有兩大缺點：一、劉勰的“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是把文與道捏合在一處，是六朝文論的由盛而衰。

二、細分文體，而沒認清文學的範圍。空談風神氣勢，並無深到的說明。

這麼看，《文心雕龍》並不是真正的文學批評，而是一種文學源流、文學理論、修辭、作文法的混合物。它的好處是把秦漢以前至六朝的文說文體全收集來，作個總結。假如我們看清這一點，它便有了價值，因為它很可以供給我們一些研究古代文學的材料。假如拿它當作一本教科書，象歐洲早年那樣讀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與《詩學》，便很容易斷章取義，把文學講到歧途上去。劉勰自己也說：“銓序一文為易，彌綸群言為難。”和“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這彌綸群言，是他的功勞；雖然有時是費力不討好。這唯務折衷，便失去了創立新說的勇氣。

和《文心雕龍》的結構不同，而勢力差不多相等的，有鍾嶸的《詩品》。前者是包羅一切的，後者是專論詩家的源流，並定其品次。王世貞說：“吾覽鍾記室《詩品》，折衷情文，裁量時代，可謂允矣，詞亦奕奕發之；第所推源，出於何者，恐未盡然。”誠然，鍾嶸對於各家作品強求來源，如李陵必出於《楚辭》，班婕好又必發於李陵等，何所據而云然？他說：“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本來是極精到的話；可是他又說：“詩有三藝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然後“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詩品序》）這分明是說以古體為主，加以自家的精力，才能成好詩；於是每評一人，便非指出他的來源不可。而且是來源越古的，品次也就越高——上品都是源出國風、《楚辭》與古詩的。這個用合古與否作評斷的標準，是忘卻了文學是表現時代精神而隨時進展的。

至於評論各家也不完全以詩為主眼，如提到李陵，他說：“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如此？”這並沒有論到李陵的詩的好處何在。就是以詩立論的，也嫌太空泛，如說曹植的詩是“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披文質，粲溢古今，卓爾不群。”如說嵇康是“頗似魏文，過於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託喻清遠，良有鑑裁，亦未失高流矣。”使我們對於這些詩人並沒有什麼深刻的瞭解，只覺得這是些泛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