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未始不為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答吳充秀才書》）

“道勝，文不難自至”，真有些玄妙。文學是藝術的，怎能因為“道勝”便能成功呢？圖畫也是藝術的一枝，誰敢說：“道勝，畫遂不難而至”呢？

王安石便說得更妙了：“嘗謂文者，禮教治政雲耳。”“‘言之不文，行之不遠’雲者，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非聖人作文之本意也’。”（《上人書》）這簡截的把辭推開，而所謂文者只是一種有骨無肉的死東西。“且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假如這個說法不錯，那“心在水精域，衣氚春雨時”便根本不算好詩；因為在水精域裡有什麼好？衣被春雨氚溼，豈不又須費事去曬乾？還是論詩的嚴羽有些見解：“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天下有可廢之人，無可廢之言。詩道如是也。……夫詩有別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