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刻止於此矣，死後若有託名翻版，將平日無聊應酬之作，改竄闌入，吾必為厲鬼以擊其腦！”的全部精義所在。（《後刻詩序》）還能有什麼別的辦法呢？在兩個板橋的齟齬與衝突中，他之所以總是毫無原則地傾向於其中的風雅者，不僅因為藝術審美方面的某種功利與盲視，他一貫張揚的道德姿態也總使他顯得相當被動，無可奈何之餘，只能被迫作出這樣的選擇——事情就是如此的簡單！

鄭板橋重返揚州的準確時間是公元一七五三年的夏天，那時他已六十一歲，先後居住在城北的汪氏文園和枝上村裡，作為一個自學成才的社會底層人物，他對自己當時所擁有的經濟、政治地位以及不菲聲譽已顯得如此滿足，以至在帶有自傳性質的《後刻詩序》與《劉柳州冊子》裡，他以將軍暮年回憶從前的光榮與戰績那樣的姿態，為自己一生中頗足自雄的種種韻事開列出一張長長的名單，包括京師名妓招哥紅牙檀拍唱他寫的道情，新安有個姓曹的舉人曾用藏墨二十三錠換他一冊詞集，還有個叫吳其相的鹽販子，沒什麼文化，長得也醜，但能揹他的《四時行樂歌》，加上結交朝中貴人慎郡王，乾隆東巡時短暫充任過侍奉書畫的小吏，等等等等。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文中以誇張的筆墨對自己才華與知名度的吹噓，又是“自鑄偉詞”，又是“索詩文者，必曰板橋”，又是“凡王公大人，卿士大夫，騷人詞伯，得其一片紙，隻字書，皆珍惜藏庋”。（《板橋自敘》）他甚至用“掀天揭地之文，震電驚雷之字，呵神罵鬼之談，無古無今之畫”來為自己一生的藝術成就作蓋棺之論。而在另一些也許需要保持低調才對他更有利的場合，他居然又會謙卑得讓人吃驚：“餘詩格卑卑，七律尤多放翁習氣”，“吾輩所為，風月花酒而已……何與於社稷生民之計？屢欲燒去”。（《後刻詩序》）在各種不同的功利背景下總是能從容地以各種不同的功利形象出現，這是迄今為止我對鄭板橋作品的最深印象。彷彿他既能作為一幕傳奇劇中主角的現實原型，又喜歡動不動就自己跳上臺去親自參加演出。相同的面容與服飾，不同的精神和心靈，以至觀眾有時真的弄不清哪一個才是真正的鄭板橋。　電子書　分享網站

兩個板橋（7）

可能正是因為他的精彩表演——主要是道具與獨白的引人入勝，認為鄭的作品思想性與藝術性均臻上乘的評價仍然不少。尤其是在他晚年標價賣畫、縱情聲色的揚州一帶，有一個習慣性的美譽叫“鄭虔三絕”，（唐時鄭州滎陽人鄭虔能詩，擅書畫，尤工山水。因其詩、書、畫並妙，相傳玄宗曾以此譽之）不僅出諸他的朋友之口，連鄭自己也時常這樣津津樂道。但如果誰要據此較起真來，在我看來至少犯了一個常識方面的錯誤。因為三絕云云，在當時僅作為顧客與同行對某位書畫家帶有恭維性質的稱呼，就像今天的文壇上喜歡動輒就將大師、著名作家的大帽子隨便送人一樣。只要對當初聚集在揚州的那幫傢伙的生平行狀稍微有一點了解，就知道八怪中的那幾個人當年幾乎人人都有幸得到過這一稱號。甚至還包括文藝愛好者慎郡王——鄭在為他的詩集題跋時，也曾慷慨地以這一桂冠相贈。（“主人有三絕，曰畫，曰詩，曰字。世人皆謂詩高於畫，燮獨謂畫高於詩，詩高於字。”鄭燮《隨獵詩草、花間堂詩草跋》）我懷疑這樣做的目的在某種程度上出於一種刻意的商業炒作——提高彼此間的知名度——讓大夥兒的作品都能賣出好價錢。在這種情況下，聽一聽遠離這座混雜著脂粉、銅臭與鹽滷味兒的商業城市的聲音——局外人的評價——也許就顯得相當有必要。“板橋深於時文，工畫，詩非所長。”“板橋時文新奇，畫並不佳，惟好男風，是其劣跡”。批評者的身份分別是作為專業人士的袁枚和作為非專業人士的福建總督伍拉納的兒子——　一個貴族身份的文學青年，《批本隨園詩話》的作者。其中袁還戲稱鄭自我感覺良好的“六分半書”為野狐禪並詳述其理由，認為“孫壽本無顏色，又不肯安心梳裹，故為齲齒笑，墜馬妝，以蠱惑梁冀、秦宮耳。若西施、王嬙，天然國色，明璫玉佩，豈屑為此矯揉造作，效小家子態哉！”（蔣敦復《隨園軼事》）

我們終於要開始說到袁枚了，那就讓我們來好好談一談他們之間的恩怨吧！作為鄭板橋一生最欽佩也最忌恨的人物，袁的富有、才貌、文壇盛名、政治上的呼風喚雨以及生活的豪闊，多年來一直令鄭眼紅心熱。雖說兩人同為平民出身，年齡上袁又小鄭二十多歲，但彼此在名氣、地位和經濟上的差距，又何止是一兩個檔次？加上在人生態度與文學見解上，相互之間也存在著不小的分歧，比如鄭一生時常挾杜自重，將三吏、三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