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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前人或同代名流作品進行明顯超出常規界限的模仿，這是我接著要談到的鄭詩中的另一令人不安的現象。而且因為數量不是一首兩首，理應引起我們的職業批評家足夠的重視。他的題畫詩作為他詩藝與思想特色的綜合體現，一向為後代的推崇者所嘉許。但只要我們的閱讀工作稍微細緻一些，就會發現他的題竹詩“且應一景相看待，恍如湘山立楚娥”中有金農題竹詩“清瘦兩竿如削玉，首陽山下立夷齊”的影子，題蘭詩“如何爛賤從人賣，十字街頭論擔挑”也像是金農題蘭詩“苦被春風勾引出，和蔥和蒜賣街頭”的另外一個版本。難怪李慈銘在《越縵堂讀書記》裡要說他：“……以步青藤，而描畫不成，醜怪百出。其論詩曰：宋以後無詩，近之金壽門，非唐人所及也。其狂愚率類此”。由此看來，倒也不是完全事出無因。同樣，我們也發現蔣心餘贈他的“板橋作字如寫蘭，板橋寫蘭如作字”一詩，才到手就被他現炒現賣，成了自己的又一首題畫詩“山谷寫字如畫竹，東坡畫竹如寫字”中的名句。而《除夕前一日上中尊汪夫子》中的“窗外梅花當點心”一句，更是將南宋詩人的“細嚼梅花當點心”略作改動就拿來用上。詩學天賦的匱乏可能是這裡的一個主要問題，另外閱讀視野上的嚴重的教條主義傾向（鄭主張一生只讀四書、六經、韓文、杜詩，餘無足觀）也侷限了他的想象力和知識結構。生在遠非法制社會的清王朝在今天看來還是鄭的一大幸事，因為這不僅使他成功地避免了多起著作權訴訟的麻煩，同時也用不到像劉心武先生那樣在公眾面前丟乖露醜，面對來自媒體與讀者的詰責，機關算盡，不得已編撰出“夢中得句”這樣的現實神話來。

當然據此斷言鄭不會寫詩同樣也是不公平的，他成名前的豔情之作——多半是長短句，某些作品的題跋，以及為大眾所熟悉的那幾首題畫名篇，加上我個人喜愛的他的早期作品《揚州》四首，《維坊竹枝詞》和《燕京雜詩》，還多少有點意思。但問題是一個江蘇省的二流詩人，由於筆下稍涉民間痛癢，以至身價百倍，在今天讀者中的知名度甚至蓋過了領袖當時詩壇的江左三大家以及黃仲則、厲樊榭等同代傑出詩人，除了我們的文學評論在某種程度上已墜落為政治批評，還能有什麼別的解釋呢？所幸這種現象現在正在慢慢扭轉過來，至少前不久出版的復旦大學版的《中國文學史》，在對鄭的評價中我們聽到了“作者立意於勸世，所以重敘述而未能深入人物的內心，作為詩歌仍不免有缺憾……缺少特異的感受和別出一格的創造”這樣久違的聲音。

兩個板橋（6）

鄭板橋卸任山東後並沒有如當初與李復堂約定的那樣立刻返回揚州相聚，他那暮色中已顯得相當蒼老的身影令人意外地出現在近千里外杭州西湖的淨寺裡。這當然又是金錢的力量——拿了定金為杭州太守吳作哲作畫。他甚至還去了浙江另一名城湖州，而且作為地主兼中介者的烏程知縣孫升，說起來還是他的一個昔日對頭。但面對銀子與免費招待的誘惑，鄭最終還是說服自己，不妨又“難得糊塗”了一回。“其供給甚盛，姑且遊諸名山以自適”，在客居期間寄回興化老家的信札裡，他這樣興沖沖告訴他的堂弟，並隨信先捎回了三十兩銀子——作為這趟典型的“秋風之行”最重要的收穫。我發現他在信中還充分展示了他的會計才能，如果那時也能考級的話，一箇中級職稱估計是少不了他的。“吳太守……請酒一次，請遊湖一次，送下程一次，送綢緞禮物一次，送銀四十兩。鄭分司……請七八次，遊湖兩次，送銀十六兩。”當然這封信函連同此行為孫某作的兩首祝壽詩（詩中將自己與孫比作蘇東坡和蘇的朋友賈耘老），以及前面提到的為慎郡王詩集撰的肉麻跋文這樣的文字，在他親手編定的全集裡你是讀不到的。這也正是為什麼他在詩集的自序裡要惡狠狠地警告“板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