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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青年鄭板橋一向神往前人“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的豪邁風采，但事實上他當初去揚州時腰間揣的卻只是兩個又冷又硬的黃橋燒餅，而且四顧茫然，唯一的投靠物件是一個在一所破廟裡當和尚的族父。我懷疑他當初於書畫一道不過稍會塗抹幾筆而已，至少在他現存的題識文字中找不到一款是乾隆以前的。僅僅出於父歿子亡、生計無依的現實悲劇，其次是風聞淮上巨賈出手豪綽，對落魄才子動輒以大把銀子相贈，加上自己崇敬的同鄉藝術家李復堂聽說在那裡也混得不錯。這種種理由已足夠讓一個絕境中的年青人慨然前往，並且有理由在旅途中對未來充滿奇妙的想象。但揚州很快讓這個自以為是的淘金者嚐到了理想破滅的苦澀。金錢在任何時代都是寒冷的。商品的首要條件是交換。讓勢利、精明的揚州鹽商對一個既無名氣又無作品的小縣秀才青眼另加，怎麼說也不現實。鄭的機靈與練達在這裡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這得益於多年來底層生活的磨練。他當即趕往北京找到早幾年已在那裡充當皇帝私人畫師的李鱓，並以同鄉和崇拜者的身份，好不容易弄到了李的幾封薦書。重回揚州難免讓鄭產生今非昔比、躇躊自得的感覺，他下榻於城中金農住過的天寧寺裡，並很快與汪勤齋、黃癭瓢等著名畫家交上了朋友。雖說當時他已以生意人的特有嗅覺預測到書畫一行在這座新興商業城市裡的廣闊前景，但由於一時還拿不出手，只好一邊苦讀制藝為會試做準備，一邊堅持不懈地以他自我感覺良好的詩詞幹謁豪門與公卿。數年以後，當意外的成功從天而降，整個揚州都將為自己當初對這個容貌醜陋的外地小夥子的輕視而感到羞愧。也不知他使用了什麼法兒，竟使得一個程姓徽商慷慨出手，一下子就捧出千金相贈。相比於他晚年名氣最大時一幅扇面或斗方的潤資也僅須碎銀五錢，一千兩白花花的銀子是個什麼概念，應該不難想象。正是這筆可觀的饋贈使鄭的人生迅速進入到一個全新的階段。他開始移居鎮江焦山別峰庵中靜心複習迎考，並於次年僥倖中了進士。同時，他帶有編年體式的自編全集裡的內容，也相映成趣地從昔日的嗟貧嘆窮，譏時諷世，逐漸轉入對風月以及聲色犬馬的關注與描述。揚州對鄭板橋一生的名山事業事實上起到了某種催生劑和加速器的作用。即使我們略去程羽宸的一千兩銀子不計，他的藝術和知名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力於那裡清麗的山水與文化的力量。這就使得他後來在山東濰縣任上對淮揚商賈不遺餘力的抨擊，令很多人感到非常意外。在那篇後來被從全集中偷偷刪去的《與江賓谷、江禹九書》中，他突然以道德捍衛者的標準形象出現，感慨“凡米鹽舩算之事，聽氣候於商人，未聞文章學問，亦聽氣候於商人者也。吾揚之士，奔走蹀蹀於其門，以其一言之是非為欣戚，其損士品而喪士氣，真不可複述矣！”此前在寫給堂弟鄭墨的信中，自覺已成為政界人物的鄭同樣憤激於“近日寫字作畫，滿街都是名士”這樣在他看來簡直是人心不古、衣冠蒙羞的文壇狀況。（《濰縣署中與舍弟第五書》）然而叫人不敢相信的是，僅僅數年以後，突然被罷官的鄭荷筆彷徨，走投無路之際，不得已只好又回到揚州重操舊業，成為那裡聽氣候於商人，寫字作畫，滿街名士中的光榮的一員。

兩個板橋（3）

公元一七三七至一七四二年間鄭板橋匆忙的身影像一架短途客機在江南的幾座大城市裡不停地飛來飛去。那時他的現實身份已是“賜進士出身”，卻令人沮喪地什麼職務也沒有。他當然希望立刻弄到實授。設計中的方略仍然是透過對江浙官場位居要津者的獻詩——恭維加自我推薦——這樣毫無新意的公式。他詩集裡的一大批諂媚之作即集中寫於此時，諸如《上江南大方伯晏老夫子》《謝大中丞尹年伯贈帛》《讀昌黎上宰相書因呈執政》《送都轉運盧公四首》之類。幾年以後當他在維縣縣署中為詩歌界的惡俗痛心疾首，認為“近世詩家題目，滿紙人名……其題如此，其詩可知，其詩如此，其人品又可知”時，顯然已經忘了當初他自己也是這方面的一個頂尖高手。好在他的健忘症使他一生中對自己的言行不一始終都能保持從容的態度與恬然的心境，關於這一點我們後面可能還要提到。這裡有一個特殊人物必須進入我們的視線，那就是鄭板橋詩中謙恭有加的都轉運使盧公——即乾隆初年揚州政界商界的領袖人物——兩淮都轉運使盧見曾。這個被袁枚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