輪上的留影。如果我的記憶不錯的話，當時與他同行的應該還有他的夫人鄭佩宜，以及陳叔通、馬寅初、鄭振鐸、葉聖陶、萬家寶（曹禺）等社會各界名人。此前作為一名老資格的*分子兼文學泰斗，柳一直在香港從事地下黨主持下的*工作，在此期間他還被推選為剛成立的民革中央的監察委員會主任。也許在他看來，即使不論自己與毛澤東的特殊關係，僅以革命*與*黨派高層領導的身份，在即將組建的新政府中坐把交椅，應該算不上是什麼奢望。然而，柳的不幸在於，當事實已經證明他的想法未免過於樂觀——甚至完全錯了以後，並未及時採取自我反省、就此罷手的策略，相反，他再次祭起手中曾向孫中山、蔣介石等先後亮出過的殺手鐧——他著名的大牌牢騷，從而導致一場本來應該可以避免的鬧劇的最終發生。

在五十年後的今天來看當初發生在北京的毛柳衝突是否更有意思？　儘管當事諸公現在均已先後作古，同時某些研究者顯然囿於自身利益與政治侷限的不同聲音，也為這原本已經顯得錯綜複雜的歷史公案重又覆上一層撲朔迷離的色彩。但綜合這些年來陸續解密的文史檔案與部分見證者的回憶，當時整個事件的源起與大致經過應該仍然不難推斷。首先在柳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八日抵京、至二十五日與毛正式相見這一週內所發生的諸多事情所顯示的跡象，就已經使這位滿心打算前來坐天下的老革命黨人感覺有些不大對頭。到京當日他本擬立即以國民黨*身份參拜位於西山碧雲寺的孫中山靈堂，因有關方面無法及時提供小車接送而告流產。緊接著在三月二十日由李維漢、周揚召集的全國文聯籌備會議上，柳意外地發現自己竟連常務理事候選人的資格都沒有，不禁令他大感沮喪和憤怒。同樣，三月二十四日應邀出席中國婦女第一次代表大會時的感受也好不到哪裡去，當天日記裡“尚未垮臺為幸”的自我解嘲應該就是一個明證。這還不包括其間某政界要人對他詩作的公開詆訾，以及對接待部門將他安排在嘈雜的六國飯店居住、沒有配置秘書和小車等的不滿。由於主觀上傾向於認為這一切都是在毛澤東毫不知情的情況下發生的，因此，借三月二十五日晚毛在頤和園益壽堂設宴款待在京*人士之便當面陳情，希望他的老朋友能加以干預並迅速撥亂反正，應該符合當時情況下柳的心態與個人性格特徵。可以假設是在宴後或席間的某個適當機會，柳將自己的委曲與怨恚向毛和盤托出、並有可能當場得到了後者口頭上的某種承諾——至少是安慰和同情。此後三天柳一直在焦急與期望中等待，心神不寧。但事實證明非但他的情況與待遇未能得到絲毫改善，甚至連已蒙董必武批准的由柳主持籌建華北文史探討委員會一事，也因周恩來突然轉達毛的意見，讓柳立刻停止進行而告夭折。在這樣幾乎已經完全超過他忍受底線的情況下，近半月來的積怨與憤怒、連同對自己一生仕途失意的自憐自艾，猶如壓抑已久的火山噴薄而出，並且迅速在紙面上凝固——這就是他那首廣為人詬病的詩作《感事呈毛主席》的全部寫作動機與背景：　。。

柳亞子的牢騷（10）

開天劈地君真健，說劉依項我大難。奪席傳經非五鹿，無車彈鋏怨馮驩。頭顱早悔平生賤，生死寧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馳捷報，分湖便是子陵灘。

然而，事件後來的發展一波三折，不僅再次出乎柳的意料，同時對所有關心此事的人士來說，也像是有幸上了一堂免費提供的生動精彩的政治課程。一個月後柳收到載有“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這一名句的毛的和詩。由於此前三日已有齊燕銘稱奉毛澤東之命前來接他夫婦遷居頤和園讀書養病，加上詩末“莫道昆明池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這兩句給人的想象力，不免令柳原本浪漫的詩人頭腦再次產生了不切實際的幻想。尤其是五月一日毛偕妻女前來他家做客，談詩論文，幾天後又抽暇驅專車陪他上中山靈堂了卻拜謁夙願等風光場面，更是讓柳自覺給足了面子，以至前嫌盡釋。為了略略表示內心的歉疚與錯怪之意，在即興寫成的《次韻奉和毛主席惠詩》中他寫下“昆明湖水清如許，未必嚴光憶富江”這樣的轉圜之言，顯然已帶有某些程度的示好與自我檢查的意味。稍後所作《疊韻寄呈毛主席》一詩更顯得像是自我批評，並公開表示“倘遣名園長屬我，躬耕原不戀吳江”。這時，毛澤東的語氣忽然變得嚴厲起來。據早年坊間流傳的一個毛詩注本所引未經證實的毛的原話，當時毛氣呼呼地對他說：“沒有權力給你，就是有權力給你，把造兵艦用的八百萬兩銀子都給你，讓你像慈禧太后那樣好不好？”可以想象，這樣尷尬的殘酷的場面當然為柳所始料未及，且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