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民”和《詠柳》中的“陶令門前白酒瓢，亞夫營裡血腥刀。春風不管人間事，一例千條與萬條”看得出來。與他持同樣政治觀點的當初似乎還有冒闢疆、餘淡心、李漁等江南名士。所幸的是，那時的政府尚不至於像後世的某些朝代那般苛刻。個人的生活習慣與隱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尊重，唯一的要求是腦後的辮子——作為某種政治符號和底線。有關他順治年間的生活情況一向少見記載，除了偶爾發現他去太湖東山孫女婿家的貫華堂讀書度假外，大多時間想必都在唱經堂中著述自娛。因為對他來說，寫作永遠是第一位的。不過從“夏月早起，看人於松棚下鋸大竹作筒用”，“子弟背誦書，爛熟如瓶中瀉水，不亦快哉”，“夏日於硃紅盤中自拔快刀，切綠沉西瓜”這樣的寄興文字中，好像還是可以知道一些他那時日常生活的片斷與情趣。

金聖嘆兼有藝術家的天賦與商人的精明，但他顯然對仕途功名一向缺少常人所熱衷的那種濃厚興趣。已被學術界考定為出自金偽撰的那篇貫華堂所藏古本《水滸》前的施耐庵自序，很好地描述了他甲申前後的思想軌跡——提倡閒適人生和嘲笑功名利祿。連他取材於《論語》故事的個人筆名聖嘆二字，據金的一位資深研究者張國光先生分析，其本意也不外乎“以孔子讚歎的不願作官的曾點自比”。當然那時除了金以外，出於各種個人因素厭惡科舉、夢想透過其他途徑取得人生成功的人，也並不是沒有，但像金那樣能將藝術與商業加以如此巧妙包裝的作家確實非常少見。無論評點杜詩還是編輯學生考試類用書，他都會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迅速贏得市場。在明末清初愈來愈看重金錢和物質享樂的文學界，不少人將他的成功視作經典個案，並作為自己膜拜與模仿的物件。比如稍後的張竹坡與李漁。邯鄲學步為《姑妄言》寫回評的林鈍翁。還有乾嘉年間以脂硯齋為首的那一批致力小說評論的落魄文人。至於清代地下政治組織天地會取金批《水滸》序言中“以天地作父母”一語的喻意命名，流謬頗廣的《古文觀止》無論篇目及評語均照抄金的《才子必讀古文》，則可以從另外角度看出金的一生於後世的魅力與深遠影響。　電子書　分享網站

書評家的真面目（7）

廖柴舟的《金聖嘆先生傳》作於十七世紀後期，迄今為止仍然是蒐集金的身世資料最詳盡的著作。這位虔誠的廣東人一生的很多時間被用於尋訪金的遺蹟，包括收輯著作殘稿，遍訪親友，到金的故居蘇州憩橋巷周圍實地踏勘。他有一種荒謬的個人見解，那就是金之所以有那樣超眾的才華與見地，全部秘密在於有某種神靈附身。藝術之神透過金的肉身發言與佈道，這就是廖試圖為我們描繪的荒誕情景。在文中他甚至還給金的死因抹上濃厚的宿命論色彩，其中的一個真假難辨的細節是：“其解杜詩時，自雲有人從夢中語云‘諸詩皆可說，惟不可說《古詩十九首》’，先生以為戒。後以醉談《青青河畔草》一章，未幾，遂罹慘禍。”這與尤侗在《艮齋雜記》內所胡說的什麼金解讀律詩時、“分兩截腰斬，是身首異處之兆”簡直同樣荒唐。據鄧之誠先生考證，“（尤）侗之詆　為爭才子名”。而廖燕是將金視作精神偶像，以至被越縵堂主人李慈銘譏為“瓣香所在，自居何等”的人。在試圖探討金的意外被殺一事的根源時，兩人卻表現得異口同聲，這的確是非常讓人感到奇怪的事情。唯一的解釋是金的筆力與才情已經超出了同時代人的理解與想象。如果不是幾年後哭廟案的意外牽連，他也許會象唱經堂窗前那幾十株迅速拔高的芭蕉那樣，用不可抗逆的濃陰與勃勃生機覆蓋他所處的文壇。

將金聖嘆與馮夢龍、凌濛初等其他暢銷書炮製者區分開來，是因為金字裡行間那種很難為商業氣息漫漶的思想光芒。他也不像吳梅村、餘懷等人那樣，企圖透過飲酒品劇、伎樂歌吹這樣的世俗享樂忘懷自己的遺民身份。他是喧譁中的沉默者，又是酒鬼堆裡最清醒的傢伙。無論小說回目前大段大段的議論或詩中的某個用詞，都是他人生見解的酣暢表達。這很容易讓人想到明代的李贄——另一位風塵高人。從兩人對《水滸》與《史記》的評價中，確也可以看出只有藝術大師之間才具有的獨特眼光和相象之處。

另一位藝術大師李漁同樣對金惺惺相惜，儘管這一點多年來罕有人知。在談到金本《西廂》對戲劇界的貢獻時，李曾經這樣評價：“自有《西廂》以迄於今，四百餘載，推《西廂》之填詞為第一者，不知幾千萬人。而能歷指其所以為第一之故者，獨出一金聖嘆。”（《閒情偶記》卷三）在沒有任何經濟利益作祟的前提下，這樣謙卑的恭詞，竟然出自一向狂負簡傲的李笠翁之口，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