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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點本《水滸》《西廂》的問世奠定了金在中國通俗文學批評界的地位，這方面的里程碑意義恐怕至今無人能及。儘管此前已有《*》《三言》《二拍》等熱門小說提供的啟示，金卻是這幫人中幹得最出色的。在他為自己制定的總題《六大才子書》的系列寫作計劃中，尚有莊子、離騷、史記、杜詩等歷代名著有待完成。它們的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藝術的宏麗和思想上的離經叛道。魯迅先生當年為譏諷考據派所需，曾將金對前人著作的出色闡述解釋為“只不過拾了袁宏道輩的唾餘”，這樣的批評或許有失公允。在我看來，金聖嘆等人代表的是十七世紀手工業萌芽時期典型的市民精神——樸素、粗獷和朝氣。這與袁中郎、王百穀輩的矯情與風雅簡直就是兩回事情。事實上他自己在《讀第六才子書西廂記法》裡也曾反覆強調：“文章最妙，是手寫此處，目注彼處”“聖嘆批《西廂記》是聖嘆文字，不是《西廂》文字，天下萬世錦繡才子讀聖嘆所批《西廂》，是天下萬世錦繡才子文字，不是聖嘆文字。”這兩段話既作為金藝術上的夫子自道，也對一向令人困惑的批評與創作之間的複雜關係作了切中綮要，腠理自現的澄清。而在包括詩歌在內的其他文學樣式上，我們將有幸看到金的成就同樣引人注目。看來生動的口語與白描手法非但沒有如人們所擔心的那樣影響他的藝術魄力，反而賦予他作品一種粗獷、野性的力量。被輯錄在《唱經堂詩選》裡的那些作品先後得到沈德潛、袁枚等詩壇大家的推崇，就是很好的例子。周作人當年在不同場合也多次提到，對金《西廂》卷首的大文，託名施耐庵的《水滸傳序》，以及唐詩制義裡的那些談詩的短札，他一向是作為最好的散文來看待的。以下這個例子也許同樣可以幫助我們認識他當時在文壇所受重視的程度。金生前並不怎麼看重自己的《唱經堂唐詩評》一書，而從順治年間初版的《而庵說唐詩》一書卷首星巖居士梁緯的跋來看，崇拜他的同時代文人確實不少。“餘於清人詩話中得金聖嘆、徐而庵兩先生，其細論唐詩透徹骨髓，則則皆中今人之病，真為緊要之話。”考慮到此人本身名氣不小，這樣的評價也算得上榮幸之至。據周作人先生後來考證，“星巖本名梁川孟緯，妻名紅蘭，皆以詩名。”

書評家的真面目（6）

入清以後金聖嘆作為大眾文化代表的固有形象，有一段時間裡曾經又黯淡了下去，甚至一度還有些難以辨認，我認為這主要出於他主觀上試圖保持低調的自我設計。包括其批評的物件，也一反往昔的激進與鋒芒畢露，開始將興趣集中在像才子古文、唐詩、時文精選這樣的時尚讀物上。出版界的鼓動與重金誘惑可能是其中的一個原因，但真正的問題也許在於新的政治格局下處世面目的無所適從和試圖重新確認。“佳瓷既損，必無完理，反覆多看，徒亂人意。因宣付廚人作雜器充用，永不更令到眼。”“飯後無事，翻倒敝篋，則見新舊逋欠文契不下數十百通，其人或有或亡，總之無有還理，揹人取火，拉雜燒靜。”雖然不能肯定他眼中的新舊逋欠文契與碎損佳瓷，是否影射覆滅中的前朝故國，但紀錄在《人生三十三快事》裡的這些沉痛驚警之論，說沒有一點“微言大義”的意思在裡頭，也是不可能的。同時那段時間裡他突然熱衷於寫詩也並非完全事出無因。考慮到當時我們這位前朝遺民的複雜心情極需寄寓與承載，一向以含蓄蘊藉見長的詩歌形式理所當然也就成了最佳選擇。

一個知識分子在結束*的異族統治面前所持的立場應該是什麼？不管別人怎麼樣，在合作與對抗這一常見的毫無新意的格局中，金為自己選擇的方式是既不合作也不對抗——一種純粹的中立態度。這可以從他《詠陶淵明撫孤松圖》的“不曾誤受秦封號，且喜終為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