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的意義確乎非同尋常。晚清的梁啟超甚至以歷數生平恨事的方式表達他對金的仰慕並詳述其理由：“餘於聖嘆有三恨矣，一恨聖嘆不生於今日，俾得讀西哲諸書，得見近時世界之現狀，則不知聖嘆又作何等感想。二恨聖嘆未曾自作一小說，倘有之，必能與《水滸》《西廂記》相埒。三恨《紅樓夢》《茶花女》二書出現太遲，未能得聖嘆先生之批評。”按照這樣的推崇備至來看，如果金果真遂梁所願生於同代，而戌戊變法又能僥倖獲得成功，我絲毫也不懷疑這樣一種推測，那就是梁肯定會力薦金出任新政府首任文化部長。

讓金聖嘆來評點小仲馬的《茶花女》會是怎樣一番新鮮模樣？這樣讓人忍俊不禁的奇想，也虧梁啟超的政治腦袋想得出來。不過說起來，金與寫《紅樓夢》的曹雪芹倒還有幾分相象之處，除了生前同樣未能有足夠時間來完成手頭的著作，在一生的文學生涯中同樣也始終遭到主流文化的排斥。想想當今的通俗文學作家如金庸、古龍等無故受到的非議，就不難對金在當時文壇的處境有深切的感受。這也正是為什麼一六六○年當他偶爾得聞順治的一番知音之論，要禁不住感從中來，淚流滿面。儘管如此，站在局外人的立場，我們仍然很難想象一個一邊對政府冷嘲熱諷一邊感恩涕零，寫下頌詞八章的人，該是怎樣一副古怪的面目？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書評家的真面目（8）

也許正因為金政治形象的一向詭譎與不易把握，我對他一年後在哭廟案中突然以政治極端分子的面目出現一事，始終抱有深刻的懷疑。在某些論者筆下，他甚至被說成是事件的主要策劃者與組織者。同時，由於他名聞天下的文名，作為導火線的那張揭告吳縣知縣貪贓的疏狀，也被理所當然被認為出自他的手筆。對此新出版的《蘇州史紀》雖然也傾向於認為金並非此案關鍵人物、僅僅因為在審理過程中與主事者的同學關係才被牽連，但對金的知名度和社會名流身份，在當時意欲擴大戰果、邀功請賞的主辦官員眼裡的價值。仍未予以足夠的重視。我個人認為只有在充分理解這一點的基礎上，再加上他一向為地方當局所惡的恃才傲世、言談放任、無視名教禮義等所謂惡習，才有可能對金何以在最後被作為哭廟案首犯處死，家產籍沒入官，妻兒流徙遼陽這些慘狀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

既然我們已在討論金的死因，那就不妨一起來回顧一下整個事件的背景與過程吧！對於不明此案真相的那部分讀者，這樣的精彩回放對幫助他認識中國和歷史乃至現實，想必一定有所裨益。首先要進入我們視野的兩個關鍵人物是任維初與朱國治，當時他們的身份分別是蘇州吳縣知縣和江蘇巡撫。順治末年江浙一帶由於連年災歉，加上張煌言、鄭成功等前明餘部在沿海諸郡的抵抗活動，使國家的稅收工作受到嚴重干擾，士民縉紳階層拖欠應繳稅糧的情況十分普遍。素有酷吏之名的朱某與任某手裡因有朝廷的加急詔令，自然將催討工作開展得格外如火如荼。但這時被突然曝光的任假公濟私、監守自盜一事很快成為當地最令人震驚的新聞，並引起普遍的憤怒。在吳縣百姓大多釜炊告絕，兒女啼飢的悲慘狀況下，他們的父母官任維初竟有三千餘石糧米透過親信吳行之在蘇州的米鋪裡秘密出售，這是怎樣叫人無法接受的殘酷事實。一場以罷免任為目的的政治運動於是初顯雛形，主事者為蘇州府學的一大批熱血學生。他們私下*，制定綱領，反覆計劃。而幾天後順治的突然崩駕似乎為他們提供了一個良好的表演舞臺。

公元一六六一年二月四日上午，市東郊一向清靜的文廟內素幡垂地，哀慟驚天，作為蘇、松兩郡皇帝靈位的主祭之所，當地自巡撫以下大小軍政要員及各界名流，按規定須連續三天在這裡哭哭啼啼守靈。在事先沒有任何徵兆的情況下，倪用賓、薛爾張、丁紫洄等學生代表突然衝進來鳴冤呈揭，要求立即以貪汙罪懲治吳縣知縣任維初。與此同時，他們說動蘇州儒學教授（市教育局長）程邑開啟樹有孔子塑像的文成殿，以傳統的對聖人木主哭訴的方式鳴鐘擊鼓，聲淚俱下，闡明自己的目的和要求，並在短短時間內很快爭取到市民學生一千餘人的參與。純粹從政治手腕與組織才能上來看，這些人的策略相當高明，其中不乏可圈可點之處。但選擇任的上司兼後臺江蘇巡撫朱國治作為訴求物件，顯然是他們犯下的一個最大的錯誤。向一個更大的貪官舉報一個小的貪官，何況兩人的關係又相當曖昧，你想會有什麼結果？在經過短時間的利弊權衡後，朱當即下令以驚動先帝靈位的罪名將為首學生十餘人收押在獄，其中甚至還有被指控貪贓的任維初本人——作為某種策略和對民情的撫慰。到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