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兩年這位我們故事裡的神秘人物一直在江南的大小城市裡東藏西躲──當然是在謁造名山，尋訪耆舊的合理藉口之下。行蹤詭秘、謹慎，如同電影裡那種膽大心細，經驗豐富的地下黨員。有一段時間他甚至是在僧舍和曲阜的孔廟裡度過的。而當一旦有機會在公眾場合出鏡時，他又像換了個人似的，高歌狂言、*倜儻，頻頻扮演出醇酒美人、*形骸的浪子形象，並和一個名叫靈簫的北地風月女子打得火熱。他好像一直在掩飾什麼，又好像故意想要表現出什麼。時而訪豔召妓，山盟海誓，時而車船頻換，晝伏夜行。如同驚惶的蝙蝠迷失於現實的強光，又彷彿風暴中心的舟子不甘心船傾桅折、束手就縛的命運。但他的求生意識與懺佛禮神最終還是沒有能夠挽救自己。兩年後的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十二日，在江蘇省丹陽縣的一所書院裡，他突然於酒後暴斃，屍體過了好幾天後才為人發覺。由於隨身攜帶的行囊內藏有一小束枯萎的丁香以及一個聞名京師社交界的貴族美婦的自畫小像，從而使他的死成為清代歷史上的著名疑案之一，史稱“丁香花案”。當時英國人強橫的大炮餘響尚在長江水面上迴旋，而另一種暴力──來自國家內部的暴力──卻以同樣殘忍和不道義的手段，將一個人的肉體與他自由精神永遠分離。

龔定庵在一八三九（2）

數十年後的一個春天，死者的兒子龔孝拱托名龔孝琪，突然在晚清文人曾樸的紀實體小說《孽海花》裡現身說法，從而撩開了這一引人入勝的歷史疑案關鍵性的一角。雖說小說家言一向被認為不足為據，但它的主要事實部分卻是建立在阮元、王定甫、陳士可、周星詒、羅癭公、戴文節、冒鶴亭、王半塘等學者宿儒多年來身傳口述，揣摩探析的基礎上的。更重要的是，這一論點還得到了死者生前書信詩詞，包括當事各方的作品如《天遊閣詩》《寫春精舍詞》《南谷樵唱》等的有力支援。尤其是當初離奇地失蹤、民國初年昌鶴亭好不容易從陳士可處弄到手，由況周頤編輯後交由西泠印社出版的那個女主角顧太清的《東海漁歌》鈔本，儘管內容已被刪改得面目全非，但細辯詳審、對照案中其他主要人物同時期的詩文研讀，應該還是能找到不少有力的證據。事實上，要將顧的詞集以這樣特殊的手法加以處理，效果只能是弄巧成拙、欲掩彌障，除了證明這事確實有之，還能起到什麼其他的作用呢？

“……有一天，有個老僕送來密縫小布包一個，我老子拆開看時，內有一箋，箋上寫著娟秀的行書數行，記得是太清筆跡：

‘我曹事已洩，妾將被禁，君速南行，遲則禍及，別矣，幸自愛。’

我老子看了，連夜動身向南。過了幾年，倒也平安無事，戒備之心漸漸忘了。不料那年行至丹陽，在縣衙裡遇見一個宗人府的同事，便是他當年的賭友。那人投他所好，和他搖了兩夜的攤，一夜回來，覺得不適，忽想起才喝的酒味非常刺鼻，道聲‘不好’，知道中了毒。”（《孽海花》第四回）

也正是從那時候開始，上述這位騎在馬背上擔驚受怕、書劍飄零，最終還是成為一次理想化愛情殉葬品的不幸者的死因，開始被逐漸揭開。此人本系浙江杭州仁和人氏，姓龔，名自珍，號定庵，是晚清文壇一位重量級的人物。雖然柳亞子先生“三百年來第一流”的評價許多年來讓人印象深刻，但我相信大多數讀者，最初都是從已故*領袖毛澤東所喜愛的“九洲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一詩中才認識他的。公元一八三九年的逃亡作為一生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儘管沒有為他後來的不幸結局帶來什麼改觀，但對創作而言反倒因禍得福，形成強大的推動力量。彷彿情感能源為悲痛的火焰所意外點燃──在心靈的礦層下面。結集於該年年底的《乙亥雜詩》三百十五首作為他個人一生創作的巔峰，同時也是近代文學史上最燦爛瑰麗的珍寶。這部明顯帶有*性質的詩集雖然借用七言絕句的形式，記錄的卻是他一生的人事、交遊、家庭、理想、著作、情愛以及精神遭際，以及彷彿欲說還休、又低迴不已的那種苦難與深情。它的結構在我看來完全符合構成一部宏偉的交響樂所需要的特徵，在一組悲愴的管樂撕人心肺的轟鳴後，你往往可以聽到小提琴低緩的、猶如暗夜流水般的傾訴。

詩集還用相當篇幅回憶了他一生的愛恨與私情，這又是讓他京師的朋友們為之頭痛並提心吊膽的事情。以旁觀者的身份檢討自己從前的*與放誕，大約是他在這些詩篇中所持的基本立場。雖然意象與隱喻的大量使用造成讀者視覺上的撲朔迷離，如他在前幾年出版的《無著詞》《紅禪室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