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細尋找，想必偶爾也會看到他佝僂、近視、耳掛助聽器、咳嗽得厲害的蒼老身影——猶如我們在早些年電視螢幕上所時常見到的那種標準形象。作為他一生政治上最後一個小小的高潮，五十年代某年當他應邀偕夫人鄭佩宜赴中南海懷仁堂觀賞文藝演出，坐在前排的毛曾轉過頭來親切向他致意，並以自己即席吟詠的《浣溪沙》一詞當場索和，這不免讓柳受寵若驚。但這位從前以門生視前者，顧盼自雄，相許“君與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的時代風雲人物，現在落在紙上的已是“不是一人能領導，哪容百族共駢閬”這樣令人同情的紀曉嵐式的文字了。也許，對於他的舊僚、朋友、同事，最後一次有機會見到他應該是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孫中山誕辰九十週年的紀念會上。當時柳已經衰老得相當厲害，耳聾目昏，站立不穩，以至需要有人小心挽扶著才能勉強在主席臺就座。兩年後的六月二十一日，也正好是毛在京讀《人民日報》有關餘江縣的報道，寫下七律兩首的那個浮想聯翩、欣然命筆的夜晚的幾乎同時，在北京醫院的一間高於病房內，一生慷慨激昂，好作驚人之語的柳一言不發，黯然辭世。三天後首都各界人士相集中山公園中山堂舉行公祭大會，在主祭者的長長名單上不乏劉少奇、周恩來、陳毅、吳玉章等*重量級人物，但我始終無法找到他的詩友兼政治同道毛澤東的名字。同時主祭場挽幛上“柳亞子委員靈堂”的稱呼——而非習慣所稱之“同志”或“先生”——看來也不無耐人尋味之處。當然，這樣的事情如果發生在生前，我敢擔保這勢必又會引發他一頓大大的牢騷。所幸他的思想與異乎尋常的自尊當時已再也無暇顧及這些細節。公祭結束後他的靈柩按事先安排被送往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在那裡，他軀體的政治部分在火焰與空氣中迅速消逝，化作一抹輕煙。而藝術部分卻被永久紀錄在文學史上，直至今天為止，尚是一座恐難為時人逾越的山峰。

龔定庵在一八三九（1）

首先是一箇舊時代的暮春的拂曉。兩團灰白影子──　一輛載人馬車與一輛載滿書籍及文稿的馬車，前後倉皇疾駛於古老北京長安街兩畔宮煙沈沈的御柳之間。由於當時天色尚未大亮，試圖描繪車中乘客的面容與神色顯然有些困難，但從不攜家眷僕從，且無親朋同事相送，舉止慌張、行跡異常這些現象來分析，說此人身遇急難、或有什麼災禍意外臨頭恐怕也不為過。事實上後來的文史研究者對這一點也都大致保持了這樣的共識。考慮到這個細節在本文中的特殊意義，記住它的發生時間也就顯得十分必要。好在這個日子──道光乙亥四月二十三日──在出逃者後來陸續寫於旅途的詩稿裡有著十分詳盡的記錄。當然，這裡使用的是傳統的舊曆。如果要換算成道光年間已相當流行的德國人湯若望為崇禎特製的西洋曆法，那麼公元一八三九年五月十七日這一天，可能就是我們這裡要講述的這個悽婉愛情故事的開始。特別有意思的是，如果換上一個角度，即純粹從敘事及情節高潮來考慮，這一天又恰好可以看作是整個故事的結束。

一個同樣衣冠不整，神態驚惶的年輕官員吳虹生在距都門七里外的荒僻涼亭裡等他。作為一生中最好的朋友與同僚，同時也是京師裡大大有名的一個悲歌慷慨之士，此時卻表現得審慎而憂形於色。匆匆說過幾句話以後，彼此滿飲三杯，相看無言，灑淚而別。（“出都日，距國門已七里，吳虹生同年立橋上候予過，設茶，灑淚而別。”《乙亥雜詩》第二十門首自注。）當然很少有人知道，杯中滿斟者其實系茶非酒。這也正是吳甘願冒著天大風險趕來相送的更為內在的原因。規勸抑或責備？或者這兩層意思在這裡都有了吧！對於這位多次因酒喝多了胡說八道最終引來殺身之禍的生平知己，吳為安排這個非同尋常的場面可以說費煞一番苦心。他再次警告他這酒是非戒不可了，同時也指望自己精心設計的這個相送細節，能對他今後的生活多少起到一點警戒與提醒的作用。

當天傍晚時分車馬已抵達南北必經的通衢大縣固安。穿過斜陽殘照、衰柳暮鴉的運河碼頭，車中乘客突然令馭者勒住韁繩，緩步下車，登上堤岸，朝暮靄繚繞的北京方向最後望了一眼，然後掩面長嘆，驅車急駛。森嚴而顯赫的帝都在身後猶如一個讓人愛恨交加的舊夢。他知道，在馬首緩緩轉動的那一瞬間，他的功名，他的事業，他的愛，他的花，他政治的狂劍和他情感的怨簫，都將在他的生命中被從此埋葬。包括自己的現實身份，也將從昔日倚才傲物、名動公卿的狂士，迅速轉化為一個猥瑣的曖味的逃亡者。他為自己命運的乖戾感到悲痛，儘管他對自己做下的一切毫不後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