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傳部長，次年更是在該黨第二次黨代會上被推選為中央監察委員。在經過多年的挫折與困頓後，這位自命有宰輔之才，感慨時運不濟的人物，現在終於為自己找到了一點感覺，在權力的階梯上佔有一個位置，並一步步逼近他夢想中的高度。也許，對於作為政治家的柳亞子來說，一九二六年五月去廣州參加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是他個人歷史上最輝煌的時刻。然而讓人遺憾的是，如同當年孫中山的渾渾噩噩、有眼無珠一樣，當時國民黨內的第一號實權人物蔣介石對柳自覺驚人的政治才華，同樣也沒留下什麼特別的印象，這不免使他的熱情與信心再次遭受重大打擊。在以政事為由主動約見蔣、理論一番依然未果後，銜恨而去的柳當晚即神秘地出現在*高層人士、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教官的惲代英家裡，極力建議後者立即採用極端手段殺蔣舉事。據首次披載此事的陳邇冬先生《一代*》一文介紹，柳獻計除蔣一事系柳生前親口對自己所說。可以想見，這樣的荒謬計劃理所當然為其時正打算與國民黨全面合作的*方面所拒絕。據說惲當時甚至還這樣開玩笑地對柳說：人家叫我們共產黨是過激黨，我看你老兄是“過過激”，因為你比我們還要過激呢！（柳無忌《柳亞子年表》）從後來惲逝世時柳所作悼詩自注裡“餘在廣州，曾建議非常駭人之事，君不能用”這樣的語意來推測，這則傳聞應該不是什麼空穴來風。

柳亞子的牢騷（7）

也就是在這次乘興而去、敗興而歸的會議的某個間隙，兩位相互慕名已久的詩人一一柳亞子與後來成為*最高領袖的毛澤東——在珠江邊的一間茶樓上初次晤面，並暢敘平生。相同的個性、志向、政見、才情以及書生意氣，這是他們此後長達二十餘年的友情的基礎和養料。從柳抗戰期間贈毛詩中“雲天倘許同憂國，粵海難忘共品茶”以及毛柳唱和中著名的“飲茶粵海未能忘”等詩句來看，這次意外會晤在兩人內心似乎均留下了相當美好的印象。當時剛滿四十的柳也許因為年齡上比毛大六歲，參加革命的資歷也自覺較毛為早，言語之間不免時時以兄長自居。前述陳邇冬文也談到會面中柳在毛同樣拒絕了他主張殺蔣的建議後，曾揚言“你們不聽我的話，將來要上當的！”口氣中不無斥責與教訓之意。二十年後當兩人在重慶再度相逢時，友情關係上大致還是如此定位，這方面前文所提出自著名篆刻家曹立庵之手、柳在不同場合都使用過的“兄事弟畜”“大兒小兒”兩方口氣狂妄的印章，就是最好的例子。此前在柳所作《懷人四截》一詩中，他甚至還運用戰國毛遂的典故將毛比作自己的門生：“平原門下亦平常，脫穎如何竟處囊？　十萬大軍憑掌握，登臺旗鼓看毛郎”。由於當時中國共產黨人在國內政治版圖上尚處於弱勢，這樣的誇誇其談倒也無人與他較真。等到一九四九年春季在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北京依然狂態不改、咄咄逼人，恐怕就有些自不量力和有欠周詳了。從事件後來的發展與結果來看，儘管柳對毛權威的冒犯表面上看並沒受到任何懲罰，但一個揚言要回家歸隱的人終其一生不得不老老實實呆在北京，這一事實本身也許就已經宣告了柳的失敗。

進入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抗戰烽火構成了新時代以及中年柳亞子思想與精神的悲壯畫面——在為援助東北義勇軍創辦的國難救護隊的隊伍中，在國民政府緝捕赤色分子與*者的黑色名單上，在舉辦義賣畫展、營救愛國人士，奔赴全國各地巡迴演講等各類救亡活動的前列，柳精神抖擻、大義凜然的身影猶如一面代表氣節與力量的旗幟，旗下是他的戰友何香凝、蔡元培、茅盾、郭沫若、馬寅初、廖承志等著名愛國人士。對於當時國內劍拔弩張，內亂外患的複雜的政治格局，這是一支介乎於南京政府與延安政權之間的特殊力量，因此也就勢必成為各方面勢力都想爭取和拉攏的物件。由於柳與蔣之間的私人恩怨，加上對其政策與個人品格的一貫不滿，思想的天平最終傾斜於西北的紅色根據地，想來也是最正常不過的事情。一九二二年以後柳“獨拜彌天*”的堅定信仰，在這裡也起了相當關鍵的作用。許多研究者對柳毛之間思想上的迅速靠近既感興趣又覺意外，其實這裡頭的關係應該並不十分複雜。柳一生崇尚暴力革命的心志由毛手中的鐵錘鐮刀大聲說出、併發揚光大。反過來，毛對柳的推崇既有後輩詩人對前輩尊敬的成分，同時也作為一個出色的政治家善於駕馭各種對自身有利的政治力量的成功典範。從本質上說，兩人傾注友情的目光也許從一開始就並非平行，而像相互交叉執行的鐵軌——有著各自的方向與目標——僅在某一站頭或某一時間契點上才有可能交匯切合。如果誰看到並理解了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