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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我還在聖地亞哥州立大學教書，就是在那裡，我迂迴地接觸到了資本主義的歷史。所有聖地亞哥州立大學的美國曆史講師使用的都是同一本基礎入門教程。這本書的內容很主流，包括清教徒在新英國一連串的佈道，包括托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的《利維坦》，約翰洛克（JohnLocke）的《政府契約論》，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托馬斯潘恩（ThomasPaine）的《常識》、《聯邦黨人文集》等，它用一組資料展示了現代社會思想的起源。

教學是揭露無知的偉大開端。你邊聽別人的演講邊做筆記時，一切似乎並不困難。可當搞清楚過去的任務落在你肩頭時，差異和不合理的推論就會亮起危險警示燈。我在涉及“人性”的定義中很快發現明顯的異常。人性是18世紀進入公眾討論的一個術語，我們從未審視過有關人性的想法，因為它似乎是社會的常識性概念。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友誼、婚姻和育兒，我們對人性的理解幾乎囊括了一切。我的教學還出現了一個問題，如何解釋17世紀人性的根本變化。我們早期選擇的教科書中，清教徒的佈道詞和伊麗莎白（Elizabeth）的戲劇集總把男男女女描繪得輕率又任性，再不然就是些徹頭徹尾的惡棍。但是往前快進一百年來看，人類心理學的基本假設已經發生了蛻變。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有一些關於人的新觀點。斯密認為自己的人性觀點很合理，他說：“迅速儲存的原則是我們不斷改善自身條件的需求，這種需求一般是平穩的且不帶任何感晴色彩，自我們從孃胎出來，直到走進墳墓都揮之不去。”他講到“每個人為了改善自身條件而付出的始終如一的、恆常的和不間斷的努力”。我想知道亞當斯密如何得出這個觀點，認為人完全理性且會自我完善。當然，這和莎士比亞創造的人物以及清教徒信仰“亞當的墮落是我們所有人犯的罪”並沒有相似之處。我在英國輪休了一年，成了大英博物館的常客，我在那兒閱讀了一個新流派的著作，它們最早出現在17世紀20年代，是宣傳頁、經濟短文、傳單和建議書等貿易方面的文字記載。順著這些貫穿17世紀的書面記錄，我找到了豐富的線索，可以打破關於人性的傳統看法。我發現大多數作者總是把他們的政策建議與有關人類傾向的主張或通常所說的自然法搞混。

第9節

資本主義也是文化體系

經濟體制不會孤立存在，它總是與國家的法律和習俗緊密聯絡。儘管資本主義依靠的是個人意願和個別選擇，但這種關聯仍存在。經濟一直影響著社會，而社會習俗反過來也引導了人們的慾望和野心。社會慣例決定了家庭規模，而家庭規模又影響了種群動態。無論是地主，還是農民，無論是貿易商，還是製造商，他們在過去、現在和未來都不是純粹的經濟參與者，他們都有複雜的社會需求，並且在社會中扮演著各種不同的角色，他們是父母、國民、鄰居，也是教會、政黨或志願團體的成員。當代的企業家、公司高管、銀行家以及股票和債券的大股東在財務上擁有共同的利益，特別是他們都想使資本免徵稅並使企業免受監管，我們因此可以把他們看成某種資產階級的構成。然而，即使這樣一群人也不會只是資本家，他們還是父母、運動員、槍支所有者、天主教徒、福音派新教徒、匿名戒酒者協會（AlcoholicsAnonymous，簡稱AA）會員、美好生活的愛好者、自然主義者、環保主義者或者藝術贊助人。≈米≈花≈書≈庫≈&nbsp；www。7mihua。com

這本書的基本論調之一是，資本主義並非不可阻擋、不可避免，它也不是註定出現。那麼，我們為什麼還要小題大做？為什麼還要堅持認為資本主義的種子不是在中世紀生根，資本主義的心態不是與生俱來？這到底是為什麼？因為這些概念不正確。資本主義一旦違反了傳統，強大的推力就是它必然在人類舞臺上出現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