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牙雖在航海方面成績斐然，但最終還是折回了老路。英國則不同，它向前的腳步從未停留。而且這些發展吸引了評論、爭辯和解釋。智力參與經濟變革的意義在於阻止舊思維方式的回退。因此，新做法和他們敏銳的分析是為了推翻時光沉澱的智慧。許多國家都有過輝煌的過去；但英國卻能在各個發展階段上持續創新，所以才顯得更加耀眼。

第6節

當然，始點沒有定數。所有歷史發展都有前提條件，有些條件甚至可以倒回數百年。史學家展示給我們的每個歷史斷面都證明了現代社會的根基扎得非常深。然而17世紀，英國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同時代的人也敏銳深切地感受到了這些變化。起初，世代沿襲的社會秩序尚可支撐既有的戒律、特權和法規。但一個半世紀後，資本主義獲得的動量越來越強，可以對抗地位一成不變和皇室控制的統治方式。大大小小的企業家的風險投資和試錯法中出現的成功造成了很大的轟動，所以他們沒有了回頭路。變化不可逆轉且不斷累積。最終，增長變成了發展，不只是擴張，而且積少成多。資本不再稀缺，事實如此，荷蘭人憑藉其在全盛時期，作為世界偉大的貿易商累積起來的儲蓄成了歐洲的金融家。

“西方的崛起”在歷史書上是非常古老的主題，但很可惜，這個主題在西方和“其他國家與地區”之間進行了很多次不公平的比較。我非常不願意助長曆史傳統教育的這種囂張氣焰。我認為細心的讀者會發現，我在解釋資本主義方式如何變成新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時，更願意強調不尋常的時機趨同和恰當的判例引用。聚焦英國似乎有點老套，但最新的學術成果證實了英國確實是獨一無二的領導者。

最近，圍繞歐洲在1800年之前是否與其他地方不同這個命題爆發了一場令人興奮的爭論。肯尼思彭慕蘭（KennethPomeranz）寫了一篇頗具煽動性的研究論文，詳細介紹了亞洲的部分地區在18世紀享受著與西歐不相上下的生活水準。在他看來，由於19世紀，歐洲的工業化充分發展，出現了“大分流”，才產生了歐洲霸權。彭慕蘭的研究非常有益，促進了新研究，並且推動了對舊觀點的徹底重評。他用人的預期壽命、農業生產力和區際貿易等物質因素論證了“全球經濟平等”。但彭慕蘭沒有注意到公眾對變化的接受能力，以及政府反應的靈活性等無形資產。他也沒有考慮各方面的發展如何相互作用，是加強還是阻礙了成功的創新。資本主義的文化核心是控制資源和啟動專案的個人能力。英國偉大且意外的成功促使我們去尋找那些可能被忽視卻始終發揮作用的無形影響力。

某一時間點採用的創造幸福的措施沒有過多提及不同經濟的發展方向和動力。歷史給我們講述了很多這樣的先例，有些國家蓬勃發展一陣後，仍然會回到從前的水平。只有英國在16世紀成功地邁出第一步後，仍穩步走向了其他創新。英國的經濟發展方式逃脫了習俗的圍追堵截，充分利用了變革的影響力。這一事實令人欽佩，並不是證明了民族的優越感，而是說明意外和偶然在資本主義的起源中發揮了多麼大的作用。我在強調英國特殊性的同時，也強調了資本主義這個革命性新制度的出現多麼令人驚訝。

英國在經濟上先進，卻在政治上分崩離析。17世紀，英國的憲法和宗教衝突先是公開叫板，而後演變成內戰，再後來成了共和實驗，最終以君主制復辟的橋段結束。權力的劃分與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在時間上不謀而合。無論這場曠日持久的政治風暴的成因或假設是什麼，創新者和開拓者自此都可以無視糧食生產和銷售的古老規則。1688年，君主立憲制恢復了英國的政治穩定，新經濟方式的地位也得以確立。這些方式當時已經很完善了，所以老一輩甚至開始抱怨世風轉變。

第7節

經濟的變化與分析

亞當斯密（AdamSmith）為大多數經濟學家提供了思考資本主義歷史的線索。他的《國富論》是第一本有關英國經濟變遷的鉅著，論述了1776年，也就是這本書出版之前的兩個世紀裡英國經濟的變化。斯密從更長的時間序列上分析了經濟的漸進，這些步驟隨著時間推移而不斷演變。資本主義的歷史毫不費力地向前邁進，這一說法產生了資本主義歷史的最大諷刺，它解釋了資本主義的起源，說它使自然之事變成了令人震驚的打破先例。這個觀點有賴於人們看待資本主義的參照系。在斯密看來，資本主義出現得很自然，從人們的普遍想法逐步過渡到“交換與交易”。而經濟發展自身實際上又促進了這一特有的文化特質。斯密把因果顛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