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眠”，夜晚任何一個要翻個身，都要先和周圍夥伴打個招呼。這裡條件雖劣，但離沙灘紅樓很近，便於活動。他在北大積極參加了哲學會和新聞學研究會的社團活動，結識了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鄧中夏、邵飄萍、胡適等新派人物，開始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本人於30年代末對美國記者斯諾回憶說：北京對我來說開銷太大，……非馬上就找工作不可。我以前在師範學校的倫理學教員楊昌濟，這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紹給北大圖書館主任，他就是李大釗，……給了我圖書館助理員的工作，工資不低，每月八塊錢。（斯諾《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26—127頁。）此外還有另一種記載。曾在北大代理校長的蔣夢麟在《回憶中的李大釗毛澤東》一文中說：“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當書記，是在我代理校長的時期。有一天，李守常到校長室來說，毛澤東沒飯吃，怎麼辦？我說，為什麼不讓他仍舊辦合作社？他說不行，都破產了。我說，那末圖書館有沒有事，給他一個職位好啦。於是我就拿起筆來，寫了一張條子：‘派毛澤東為圖書館書記，月薪十七圓。”（見蔣夢麟《新潮》，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版第123頁。）

五四前後北京文化人群體（6）

毛澤東系1918年8月來京後到北大工作半年，其時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並在職在京，這都是確切無疑的事實。而高平叔教授指出：蔣夢麟這段話，記憶有誤。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任職，是在1918年9月間，蔣夢麟此時尚未進入北大。蔣第一次代理北大校長，自1919年7月中至9月中，此時，毛已回到長沙。事實上，毛任職於北大圖書館，是在蔡元培先生自己主持校務期間。即使由楊昌濟介紹給李大釗，李也只能以圖書館主任的身份向蔡校長提出，而必須由蔡校長下條子派任。那時尚無人事管理機構，教職員工的任用與罷免，全由各機關、各學校的最高首長決定。有了蔡校長下派的條子，北大會計課才能把毛澤東編入職工名冊，照月發工資。 民國初年北京大學薪俸考 關於北京大學早期的教職員待遇情況，至今只有一些著述中零散提到，而缺乏系統的考證和論述。原因大致有兩個方面：幾十年前第一手原始資料的大量散失，以及歷來學者們對於這個專題的忽視。 馬克思唯物史觀認為：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了人的意識。這樣看來，不同時期、不同區域、不同地位的知識階層的經濟生活狀況，是他們教學、科研、傳授和創造精神文明的必要社會條件，也是影響他們性格、歷史命運的要素（當然不是惟一因素）。但很奇怪，現代中國教育史和反映校園生活的許多著作，卻往往忽視了這個重要方面。 百年以來我國知識階層，或是出於清高“恥言錢”，或是出於隱私“諱言錢”，在各自薪金待遇方面的確切記載很少見，能夠找到的資料也很籠統或零碎，幾乎沒有人系統整理和研究過。幾十年前的當事人大多去世，少數現存者也已年邁，所以要進行準確的調查、考證都有很大難度。 《國立北京大學廿週年紀念冊》是北大校史者們經常引用的史料（陳注：國家檔案館將此紀念冊出版年代定為1917年，但據我考證它是1918年4月30日編定、5月出版的），然而在這本紀念冊編者的“例言”中也說：本校往年案卷大半零散，故前任職員所錄之編制，全以民國三年陳君叔辛所編之《沿革略》及歷年薪水簿為依據。但《沿革略》不甚精詳，而光緒三十年以前至三十二年之薪水簿，又均遺失。因此前任職員錄中，難免錯誤，亦無可如何之事。到了北京大學90週年校慶的時候，要尋找歷史上的《歷年薪水簿》，就格外困難了。本文不揣冒昧，考證“民國初年”主要是五四時期的“北京大學教員薪俸”，試圖填補這方面的一個空白。 1917年制定的《國立大學職員任用及薪俸規程》 1917年5月###頒佈《修正大學令》，分大學教師為正教授、教授、助教授、講師四等。幾乎同時公佈的《國立大學職員任用及薪俸規程》制訂標準為： 學長分為四級，一級450銀圓、二級400銀圓、三級350銀圓、四級300銀圓； 正教授分為六級，從一級到六級月薪分別為400銀圓、380銀圓、360銀圓、340銀圓、320銀圓、300銀圓； 教授分本科、預科二類，各分為六級，月薪級差皆為20銀圓，本科教授自280至180銀圓，預科教授自240至140銀圓； 助教授分為六級，月薪從110銀圓至50銀圓； 講師為非常設教席，視難易程度從2至5銀圓不等。 但這只是一個原則上的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