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未見具體的例項。當時全國的國立大學只有北京大學、北洋大學等幾所。前些年《文物天地》披露的《北京大學1919年職員薪俸冊》，內容僅限於職員，如—— 姓名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蔡元培600 600 600 600 600 600 夏元瑮350 350 350 350 350 350 王建祖350 350 350 350 350 350 陳獨秀300 300 300 300 — — 溫宗禹（本為教授）300　300 300 300 李大釗120 120 120 60（半薪）60 120 …… 1916年12月以後，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系“特任”資格，由國務會議議決，月薪為600銀圓，級別是“一級校長”；中國第一個介紹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夏元瑮擔任理科學長兼教授，王建祖擔任北###科學長，以上二人級別是“三級學長”；1919年由溫宗禹擔任北大工科學長，6月代理北大校務；首創新文化運動的陳獨秀擔任北大文科學長兼教授（1919年暑期休假）。以上二人屬於起點級別“四級學長”；李大釗擔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級別僅為最低的“五級主任”。 我們現在可以見到的這個《北京大學1919年職員薪俸冊》，僅包括校務方面的職員，並不包括文、理、法、工四個學科的教授、講師、助教等，所以很不全面。 然而，關於北大教員的狀況，學者們的許多論文中只是籠統地說：當時北京大學共有教授約80名左右。至於五四時期北大的“一級至六級教授”究竟是那些人？他們的實際月薪究竟有多少？至今缺乏明確的資料。本文試圖解決這個課題。 北京大學薪俸存根 在北京大學初期的歷史檔案裡，我發現了一堆雜亂無章的財物會計紙片（單據），在塵封的角落裡被歷史遺忘，無聲無息地沉睡了８０年，從未引起學者們的注意。其實，這些史料為研究五四時期我國知識階層經濟生活狀況，提供了一把重要的鑰匙。這一大堆紙片就是《中華民國某年北京大學教職員薪俸發放存根》散頁。

五四前後北京文化人群體（7）

當我初次發現它們的時候，這些紙片散亂不全，顯然沒有經過整理核對，而粗糙地用兩條白棉線訂為三部分：第一部分158張，第二部分190張；我在另外一個案卷裡還發現了《領薪存根》（民國八年至十三年，1919—1924）17張。這三部分存根的格式、紙張、尺寸，完全一樣。編號、姓名、金額、年月日皆用毛筆書寫。經鑑定完全是當時（80年前）的原件，而非抄件，更不是影印件，所以是真正的第一手史料。 我初次見到的史料毫無順序。第一部分第一張是“大字第伍拾叄號九月份上半月第一項第一目第二節劉三薪俸金額一百圓，現洋五成、中票五成，右款已照數發訖，中華民國八年十月廿五日”；接著是“大字第伍拾伍號程演生”，“大字第拾陸號劉文典”……直到後面才出現“大字第拾捌號陶履恭”，“大字第壹號胡適”等等；第三部分又出現了馬寅初、馬敘倫、蔣夢麟、周作人、錢玄同、李石曾等人的領薪存根（民國八年至十三年）。 從殘留至今的這365張存根殘片看來，這種“薪金髮放存根”顯然是由當時北京大學財務部門統一印製、校內專用的。雖然我所發現的這種存根年代是從民國八年到民國十三年，但實際使用的時期估計不止這六年時間。 北京大學教職員“薪俸發放存根”的格式 80年前的這種存根，一律是豎排文字，用我國民族形式的草黃色薄紙石印。原有空格處，是用毛筆書寫的數字、姓名、日期等。舉其中的“大字第壹號”和“大字第叄拾壹號”等“薪俸發放存根”為例——中華民國八年十一月三日右款已照數發訖中票五成金額壹百貳拾圓現洋五成第一項第一目第二節錢玄同薪俸大字第叄拾壹號九月份上半中華民國八年十月廿四日右款已照數發訖中票五成金額壹百肆拾圓現洋五成第一項第一目第二節胡適薪俸大字第壹號九月份上半民國八年北京大學教職員的月薪，通常是在一個月以後，分兩次發放；每次支付半數，例如胡適於十月底才又發放另一半140銀圓，付清280銀圓。也有少數教授是一次發清的，如馬敘倫、蔣夢麟等；此外月薪較低的講師、助教，都是一次發清的，詳見下文。 在每張存根中所謂“現洋五成中票五成”，是指所發薪俸中的一半為銀圓（現大洋）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