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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期間的學校生活（6）

與學生比，教師服裝形色稍多一點，西服革履者有之，長袍大袖的也有，也都是教授常穿的服裝，布料不一定好，但那是一種相當於學生制服的教師服裝，大家都這麼穿慣了。教師中“奇裝異服”的也有：其一是吳宓，吳先生愛穿緊身細腿的舊式西服，脖子上一個炸彈形的腦袋，在聯大校園內，很是顯眼；而物理系的吳大猷先生，一條黃咔嘰布褲，膝蓋上補了像大膏藥一樣的補釘多個，在教授們的各種補釘中也是很有名的。 朱自清先生，那時生活很清苦。有九個孩子，一部分住在老家揚州，家庭負擔很重。加上先生至情至性，衣服的鈕釦丟了也不釘，找根繩子來繫上。到了冬天，買不起大衣，就買一領雲南“馬鍋頭”用的粗毛氈披在身上；頭上戴著大耳的帽子，用來禦寒。南開大學的李廣田教授回憶，他在昆明大街上遇到的第一個熟人就是朱先生，他說：“假如不是他老遠地脫帽打招呼，我簡直不敢認他，因為他穿了一件很奇怪的大衣，後來才知道那是趕馬的人所披的毛氈，樣子像個蓑衣，也像斗篷，顏色卻像水牛皮。以後我在街上時時注意，卻不見有第二個是肯於或敢於穿這種怪大衣。”至於鞋襪，多數教授和學生一樣，穿本地土產的皮鞋或布鞋，許多教授的鞋子和學生的一樣，前後開口。哲學系沈有鼎先生不穿襪子，只穿著又舊又破的布鞋上課的情景，讓同學們一輩子無法忘懷。 從1941年以後，西南聯大參照其他學校的辦法，在教職員月薪之外，每月增發各種名目的生活津貼，由此“薪水”改稱“薪津”。其中“津”的部分愈來愈超過“薪”的部分。教職員的和公務員的名義“月薪”類似，因有政府明文規定的死標準，不能逾越，只能作象徵性的晉升。在西南聯大校方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儘量提高每月的“生活津貼”。首先是按照市場大米漲價的情況補助各家每人每年一石（160市斤）大米，以保障最低生存條件。此外，則是“愛莫能助”了。 為了補貼家用，人們從東部老家撤退時隨身攜帶的一點積蓄和金銀首飾已經消耗殆盡。有些教授和講師只好典當傢俱，出售衣物。例如聞一多夫人高真女士就擺個小攤出讓衣衫，換取食物。不久，大家已無多餘的衣物可賣，正像生物學系教授沈嘉瑞所說的：“現在只有剩下的幾個空箱子可賣了！” 知識階層最器重、最愛惜的資產就是藏書。由平津南下長沙，再由長沙輾轉到雲貴高原，一路上什麼財物都可以拋棄，唯獨不捨得扔下書箱。圖書資料是讀書人的命根子。但是到了１９４１年以後，剜肉補瘡，連最後的珍藏也只有忍痛割愛了。以專門研究明史著稱的吳晗先生，被迫把若干有關明史的藏書轉讓雲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