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圖書館，大哭一場。原北京大學法律系講師、西南聯###商學院教授費青先生，久病不愈，經濟窘迫，只能將珍藏的德英中文圖書求售；經協商後，由北###律研究所全部收買。折價法幣3000元，聊補燃眉之急。現存歷史檔案中，還有當年西南聯###律學系主任燕樹棠教授“關於收購費青教授藏書”一事致梅貽琦常委函。 “半工半教” 昆明物價更在大後方居於首位，西南聯大師生淪落最底層，在飢餓線上掙扎。 學貫中西的一代宗師陳寅恪先生，終因營養不良，導致目疾難愈，飲恨終生。 湯用彤等教授一度只能喝粥度日，一般教師的生活可想而知。 為補貼家用，教授們只能想辦法，開頭是典當出賣衣物等。吳大猷先生因夫人患肺結核病，花錢買藥很多。他是西南聯大教授中最早擺地攤的，抗戰初年託人從香港、上海帶來的衣物用品，都陸續賣出去了。 黃子卿先生，1941年得了瘧疾，不得已，賣裘、書以購藥，拖了一年才好。黃先生為此曾寫詩云：“飯甑凝塵腹半虛，維摩病榻擁愁居。草堂詩好難驅瘧，既典徵裘又典書。”至今讀來令人愴然。 東西賣光了，便開始想方設法掙錢。同學們“半工半讀”，而老師們則“半工半教”。 化學系的高崇熙教授善種花，就種植了一大片唐菖蒲（劍蘭）來賣。 航空系主任王德榮和化工系主任謝明山教授，合作研製“西曼”牌墨水來賣，據說可與派克墨水媲美，暢銷昆明。 梅貽琦家裡的日子也不好過，梅夫人一開始便想去做工，後來被人家認出來，堂堂校長夫人，如何敢僱？有時只好在聯大校門旁擺地攤，變賣兒女們的孩童時的衣服，換錢以補家用。又做一種點心取名“定勝糕”，到昆明冠生園去寄賣。 馮友蘭教授的夫人則作麻花出售。也有的教授開小商店、茶館、餐廳等等。 無力經營的只好出去謀兼職，許多教授便在昆明的其他大學、專門學校和中小學兼課，或者去教家館等。有的教授為雲南土司當幕僚，撰寫壽文、墓誌銘，換取酬金。師範學院副教授蕭滌非，曾先後到中法大學、昆華中學、天祥中學兼課，剛生下的第三個孩子“啼譏號寒”，不得不忍心送給別人撫養。 真是“十儒九丐”。教師兼差既多，不免影響教學。個別不負責任者，上課遲到或由助教代課，但大多數教授仍堅守崗位。 物價高漲，高階人物並不在乎 《大公報》社論1939年11月3日指出：抗戰兩年多，物價平均漲了兩倍，老實說，高階人物對此並不在乎，豪華奢侈的生活並無影響。儘管產品稀少，運輸艱難，他們照樣能用飛機把香港的牛油、洋菸、洋酒、華衣運到內地來享用。即使就地購用漲價的物品，在他們的開支上，也不算一回事。不過，這級人畢竟不太多，中下級社會的人卻大感物價高漲的壓迫了。　。　想看書來

抗日戰爭期間的學校生活（7）

《中央日報》1939年12月2日文章指出：“有錢的人不在乎物價昂貴”。汽油的來源是何等難，汽油的價格是何等貴，私人汽車依然不絕於途。商店中的貨物，無論怎樣貴，依然是有許多人去買，商人是以營利為目的，對於顧客不加選擇，既然有人肯高價來買，當然樂於高價出售。 1939年12月《國民公論》指出：物價高漲，使少數人變成暴富，而大多數人生活惡化。尤以目前中國這些暴富者，因為錢賺得容易，揮金如土，過著極糜爛的浪費生活。這固然影響國民的精神動員，同時也是浪費物資，促成物價的更加高漲。“一面是莊嚴的工作，另一面是荒淫與無恥！”今日的大後方，正是這種情形的寫照。就抗戰的立場講，這種荒謬的情形，是絕對不能容許的。 孔祥熙送來的錢 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相當於國務總理）兼財政部長的孔祥熙，搜刮民脂民膏，富得流油，人人唾罵。 1942年見到過孔祥熙的舒蕪回憶，此人“是地道的老式山西票號商人的味道，胖得一身滾圓，藍緞袍子，套件小坎肩”。有一次，孔祥熙到中央政治學校向全體員工講話，內容涉及當時社會上呼聲正高的“公務員要求加薪”問題。 孔祥熙無法迴避這個現實。但聽他厭煩地回答：“加薪，加薪，加什麼薪呢？！”接著就從口袋裡掏出一張5塊錢的法幣，在大家面前晃了晃說：“你們看看，我口袋裡這張五塊法幣，擺了好幾個禮拜了，也沒有用它。真不明白，你們要加那麼多薪，有什麼用？！”（陳注：1942—1944年，舒蕪和路翎等在“中央政校”當助教，親耳聽見他就這麼說的。）達官貴人孔祥熙，當然幾個星期也花不掉那5塊錢了。南溫泉那麼大一個孔公館，大片樹林、大片建築金碧輝煌，佔據風景最好的地段；家裡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