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夏大學。一年多期間，周起應和親戚周立波、表弟劉宜生以及兩個同鄉同學等都住在上海，他們的生活費用全靠吳氏供給，都是她用金首飾換來的錢。後來周揚曾經多次跟他的兒子周邁說過：吳氏“善良、無私、很少有的單純。”（引自《周邁談周揚》） １９２９年周起應由吳家資助到日本留學，旅費大約１００圓。住在東京小石川區林町的國師館，是兩層樓的留學生公寓。每月生活費至少５０圓。那時日本左翼運動蓬勃發展，普羅文學盛行。但是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反撲，鎮壓了左翼。周起應因參加左翼活動被捕，在小石川警察署被拘留一個月，交保釋放。　電子書　分享網站

抗戰前夕上海的文化人（7）

１９３０年他回國到上海，參加左翼話劇活動。他拜訪了田漢，由田漢介紹加入中國左翼戲劇聯盟（劇聯），後來轉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從１９３０年一直到１９３５年，每年周起應與吳氏都要回湖南省益陽縣老家去探親，同時由岳母交給吳氏一些銀圓和珠寶，估計價值為１０００圓左右。在上海一家的生活費每月至少８０圓。據周起應與吳氏所生長子周艾若（生於１９２７年）回憶說：“在長達七八年的時間裡，外祖母無條件地支援父母，用很多經費支援著父親的革命工作。那時，到我們家裡來的有左聯的不少人……”（引自《周艾若談周揚》） 據夏衍回憶說：“１９３０年他（指周揚）只有２２歲，很年輕的。那個時候，他很瀟灑，很漂亮。穿著西服，特別講究，歡喜跳舞。跟我們一起上咖啡店，看電影。……當時他的第一個夫人還和他在一起。她是從湖南來的，是益陽的。……他本人是搞話劇的，參加左聯之前，最早是參加劇聯的。他還演過戲。” 據王作民回憶：１９３３—19３４年之間，周起應與左聯宣傳幹事蘇靈揚（杭州人，上海光華大學一年級學生）秘密同居，由此開始使用假名周子揚、周志揚、周揚。又據蘇靈揚自述：“１９３４年秋我和周揚結婚後，為了保證他環境的安全，我的社會關係除王作民外一概斷絕了，左聯的活動再也沒有獨自出來參加過，直到１９３７年抗戰開始。”（引自《一個不是作家的“左聯”盟員的回憶》） １９３５年吳氏又懷孕，周起應送她回湖南益陽縣老家生育第三個兒子（周邁），然後單獨又匆匆趕回上海。因為這時周起應與蘇靈揚早已在上海秘密同居，蘇氏且已懷孕。周起應不好意思再用吳家的錢財，因此經濟上遇到很大困難。蘇靈揚回憶說：“周揚除工作外，相當一部分時間要用來去‘找錢’。我們‘借’過許多同志的錢，如章漢夫、夏衍、羊棗、譚林通、梅雨（即梅益）、林林等；向沙汀、周立波‘借’的更經常。” １９３６年元旦，蘇靈揚臨產，陣痛已經開始，但家裡沒有錢住醫院。周揚出門跑了一個下午，晚上７點多才回來，總算從鄭振鐸那裡借到２０圓錢，才解決了燃眉之急。美國記者史沫特萊也曾贈與周揚５０圓。後來周揚翻譯的《安娜·卡列尼娜》出版了，得到大約８００圓稿酬，他們的經濟生活才好轉些了。 １９３７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不久，周揚攜蘇靈揚及一歲的女兒，跟同周立波、艾思奇一行１２人從上海奔赴延安。 沈從文的經濟生活 沈從文原名沈嶽煥，１９０２年１２月生於湖南省鳳凰縣。１９２０年前後沈從文一家移居芷江縣。他的母親賣掉故鄉的老屋，換得將近１０００塊銀圓存入錢莊，交給沈從文經管。因經營不善，沈從文離開芷江前往常德縣，住客棧每月花費１０圓（每天食宿費３角６分），由大舅每月寄２０圓接濟。當時他曾往桃源縣找湘西武裝部隊的賀龍，賀答應給他每月９圓的差遣費，但未果。不久沈從文在保靖地方部隊當司書，衣食以外有月津貼６圓。 １９２３年，他支取２７圓路費，途中又借到１０圓，乘坐火車來到北京，到了前門車站，身上僅剩７圓６角。因為一時找不到職業，付不起學費進大學，所以在湖南同鄉照顧下暫住學生公寓，勉強維持工讀生活。這幾年是他前半輩子生活最困苦的一段時期（雖然性質不同，但在艱難程度上可與後半輩子的“文革”十年浩劫時期相比）。 １９２４年１１月，沈從文給郁達夫寫信請求援助。當時在北京大學擔任統計學講師的郁達夫親臨學生公寓，邀沈從文在飯館進餐，餐費１圓７角，郁達夫拿出５圓結帳，找回的３圓３角全給了沈從文。此事令沈感激涕零。 １９２５年５月，沈從文在香山慈幼院圖書館擔任辦事員，月薪２０圓。這是他來北京兩年半以後首次找到的職業。後來，他又擔任《現代評論》的發行員。 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間，沈從文的文章陸續發表於《晨報·副刊》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