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人都是以“文化人”的身份自居的。他們中間有作家、學者、詩人、音樂家、畫家、記者、大學教授、教育家、話劇和電影的編劇、導演、演員等等。 這是中國“文化人”第一次以群體陣容出現在歷史舞臺上，團結一致要求自由藝術創作的權利。這個宣言，也就是中國文化人的精神獨立的自白。 此後，1936年11月上海《電影·戲劇》1卷2期刊登的署名韋彧（沈端先，即夏衍）的《魯迅與電影》一文，以及鄭振鐸在1937年10月26日所寫《失書記》一文等等，也較早地使用了“文化人”這個概念。

文化人的經濟生活：緣起（2）

［附記］我手邊常用的《漢英詞典》（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裡面，卻是同時收入“文人”和“文化人”這兩個條目，然而英譯文很不相同：“文人”的英譯是Ｍan　of　letters（寫文章的人），而“文化人”的英譯是Cultural　worker（文化工作者）。我認為這兩個不同的英譯名是比較貼切的。 “文化人”的褒貶和價值觀 “文化人”即“文化工作者”這一概念的出現，標誌著我國20世紀30年代以來許多人文知識分子以“普通人”、“人民一分子”、“工作者”的身份，獨立自主地走向社會實踐，跟勞動群眾相結合。從抗日戰爭前夕以來，許多年間，大量文章紛紛使用了“文化人”這一帶有褒義的概念，表明它得到了社會的普遍認同。直到今天，“文化人”一直是褒義詞。 與之相較，我國社會輿論自30年代以來，經常把“文人”作為貶義詞來使用，跟“迂腐”、“懦弱”、“缺德”、“動搖”、“自私”、“寒酸”聯絡在一起。魯迅晚年寫的《文人無文》乃至《論“文人相輕”》一論、再論……竟然達七論之多！有關“文人”的成語幾乎沒有什麼好話：“文人無行”、“文人相輕”、“御用文人”、“無恥文人”、“反動文人”、“一為文人便無足觀”等等。 所以許多人文知識分子恥於“文人”的徽號，而自稱為“文化人”則好聽得多了！從抗戰時期以來，“文化人”成為社會上常用的話語。這個稱呼顯得親切、大眾化，在老百姓眼裡，它不像“知識分子”那麼清高甚至“脫離群眾”。從抗戰時期以來，“文化人”成為社會上常用的話語。許多前輩常以“文化人”為題著述、講演，陶行知、鄒韜奮都說過：“文化人依靠自己的勞動吃飯！”老舍宣告：“我是一個文化人、一個自食其力的文化工作者！”新鳳霞大膽地公開向吳祖光求婚說：“我愛你是一個文化人”…… 老前輩們回憶，許多人曾以“文化人”為主題進行過討論。盛家倫早在40年代就指出：文化人追求真善美，是透過學問的實踐追求真、透過道德的實踐追求善、透過藝術的實踐追求美。真善美又是隨時、隨地、不斷發展的。今天，“真”的現代基礎是自由的科學研究；“善”的現代基礎是自由的社會民主；“美”的現代基礎是自由的個性創造。那麼自由、平等、博愛的共同必須的基礎又是什麼呢？兩個字：權和錢。透過社會民主、達到經濟繁榮富足。……專制暴力和姦商交易是殘害、毒殺文化的劊子手。文化人只有得到“權”和“錢”的保障，才能充分發展個性，自由地創造真善美。（引自《口述歷史》，吳祖光先生的回憶談話） “文化人”稱呼的回溯與擴充 雖然“文化人”這個稱呼正式出現於1936年即抗日戰爭前夕，但一經出現，馬上就得到全國文化界廣泛的認同。並且新文化界把“文化人”這個概念作歷史上的回溯，延伸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有文章談起胡適之教授說：“他家那時在米糧庫。（北京城區的）米糧庫不失為一個文化人的區域。短短的一節衚衕，一號住著陳垣、傅斯年，三號住著梁思成、林徽音，四號住著適之先生。”也即公認陳垣、傅斯年、梁思成、林徽音、胡適之這些五四時期的教授、學者都屬於“文化人”之列。 後來還有文章提到“文化人”韋君宜（生於1917年）時說道：“以她這一層次的文化人，不會不讀到魯迅早在30年代上海左翼作家聯盟成立會上講的一席話。” 但是這個歷史上的回溯，不曾跨越到滿清封建社會以前，而限於民國以來、五四以來。這就表明：從事新文化運動的“文化人”，根本不同於舊時代的“封建文人”。 “文化人”這個稱呼不僅有歷史上的回溯延伸，而且有範圍上的擴大。 抗戰第二年，沈從文在《一般或特殊》中寫道：許多地方“文化人”忽然加多……另外給人一種意義是凡拿筆的通可稱為“文化人”，社會進步、戰爭支援，全少不了他們。在目前，重慶或桂林、長沙或昆明，忽然有許多讀書人都被稱為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