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扣的機器，同時對於沒有意味的人，要極力敷衍。”也就是不要成為商業的馴服工具、金錢的奴隸。

五四前後北京文化人群體（3）

第四，他希望知識者能有一個“獨立的環境”，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他認為：“有這種人去監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進步。他們自身本來不是政客，所以不至於被政府利用；他們本來是獨立的，所以能使社會慢慢地就他們的範圍。有這樣一種優秀分子、或一個團體，費幾十年的功夫，監督政府，改造社會，中國的事，或者不至於無望。”（參看謝泳《逝去的年代》第５０頁、第１９０頁） 這表達了中國現代早期知識階層的“經濟獨立”的要求。 《新青年》同人為何不要稿費 魯迅從１９１８年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狂人日記》和《隨感錄》以後，成為新文###動的主將。但是，當時《新青年》雜誌是不計稿酬的。 １９１６年陳獨秀主編《新青年》月刊時曾宣佈：“來稿無論或撰或譯，一經選登，奉酬現金。每千字（譯文）二圓至（撰文）五圓”。（合今人民幣１００—２５０元）。起初《新青年》發行量只有1000份；第二年發表胡適《文學改良芻議》和陳獨秀《文學革命論》後，銷路直線升到上萬份，不斷再版。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豐收。但是，到１９１８年《新青年》啟事：本志自第四卷第一號起，投稿簡章業已取消，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共同擔任，不另購稿。其前此寄稿尚未錄載者，可否惠贈本志？尚希投稿諸君，賜函宣告，恕不一一奉詢，此後有以大作見賜者，概不酬。魯迅應錢玄同之約投稿於《新青年》，恰在此時。我查遍《魯迅日記》和有關史料，確實不見《狂人日記》、《隨感錄》等作品的稿酬記載。 五四時期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回憶：“自陳獨秀君來任學長，胡適之、劉半農、周豫才（魯迅）、周啟明（周作人）諸君來任教員，而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引自《我在教育界的經驗》） 可見《新青年》編輯部跟北京大學文科（後來的文學院、國文系）基本上是一套班子的人馬。為什麼《新青年》竟然提出取消稿酬呢？有兩個緣故。一方面，他們決心發起新文###動，為社會盡義務；另一方面，他們都已經得到豐厚的經濟生活保障。根據《１９１９年１月份北大教職員薪金底冊》所載：陳獨秀任北大文科的“學長”月薪300銀洋（合今人民幣12000元），胡適任文學教授月薪280銀洋（合今11200元），李大釗任圖書館主任月薪120銀洋（合今4800元）。……他們構成了五四時代我國第一批新型的“中產知識階層”。魯迅在《二心集·序言》裡也自認如此。就是這種一不依附於官、二不依附於商的經濟自由狀況，成為他們言論自由的後盾。自己有了足夠的薪水錢，才能擺脫財神的束縛；自己有了足夠的發表權，才能超越權勢的羈絆。 魯迅當時在###擔任公務員，月薪300銀洋，與陳獨秀相等。所以他也甘心情願為《新青年》義務寫稿，不計報酬。何止如此！仔細數來，從１９１８年直到１９２２年，也即魯迅創作《吶喊》、《墳》、《熱風》中大部分作品的那幾年的《魯迅日記》中，都不見一次稿費的記載。 另有資料表明：１９１９年，錢玄同、劉半農等人，月收入都在200至300圓之間，周作人任北大教授兼國史編纂處主任，月薪240圓。又，２０年代初，郁達夫在北京擔任經濟學講師，月薪１１７圓，這就是低的了，怪不得他牢騷滿腹。同一時期，林紓在北京正志學校任教，月薪500圓，比陳獨秀、胡適之還要多出100至200圓。後來學者們的待遇又逐步提高。 那麼當時北京的一般生活水準又怎樣呢？據史料分析，２０年代北京“四口之家，每月十二圓伙食費，足可維持小康水平。”又，按照《１９１８—１９８０年北京社會狀況調查》，２０年代初一個四—五口人的勞動家庭（父母加兩三個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費１３２．４圓，也即每月１１圓就可以維持了。當時一個標準家庭的貧困線定為每月收入１０圓之下。 據記載，城內一座８—１０間房的四合院，房租每月僅２０圓左右；一間２０平米的單身宿舍，月租金４—５圓。魯迅一度租用的磚塔衚衕６１號，三間正房月租金８圓。他的女傭除了全包食宿以外月工資２—３圓（見《魯迅日記》）。魯迅所購買的西三條衚衕２１號四合院有好幾間房屋和一個小花園（今為魯迅故居），售價國幣1000圓。 出入乘坐“洋車”（人力車），費用在城裡每次只有１角錢左右；包車每月１０圓。當時新建的有軌電車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