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門天橋為中心，環城一圈，從宣武門到崇文門，車票只要８分錢，比人力車便宜，更方便得多。 較為有錢的文化人，全家每月必須的生活費（伙食、房租、交通費）８０圓已經很寬裕了。魯迅一家四口（加上母親、妻子和女傭）每月日常開支還不到此數，因此能夠盈餘很多錢來購買中外文書籍報刊，並且從經濟上提攜後起之秀，甚至自費出書。許多青年學生得到魯迅的資助。魯迅在北京的嗜好是：吃酒席下館子，看戲（但不愛看京戲，有時看話劇、電影），泡中央公園和北海茶座，逛琉璃廠買書籍、碑帖、文物。 據前輩回憶：魯迅在北京生活期間，北京大學食堂伙食費每月６圓，６人一桌，六菜一湯，饅頭米飯隨便吃；個人在飯店包伙每月１０來圓，四菜一湯。花費１圓錢就可以請客涮羊肉。

五四前後北京文化人群體（4）

《魯迅日記》中，經常可以看到魯迅和郁達夫、許壽裳等好友聚餐的記載。以平民為物件的中等飯鋪，２圓錢一桌的“便席”，菜譜有：（１）四冷葷：四個裝滿燻魚、醬肉、香腸、松花蛋的拼盤，每盤５分；（２）四炒菜：如溜裡脊、魚香肉片、辣子雞丁、炒牛肉絲等，每大盤１角；（３）四大碗：多為米粉肉、四喜丸子、紅燒魚塊、扣肉等，每碗２角；（４）一大件：一個紅燒整肘子，或一隻白煮整雞，加一大海碗肉湯，合６角。這一桌菜相當豐盛，十個人是吃不完的；平均每人２角（合今人民幣８元）。 從《魯迅日記》中，還可見到他下午到中央公園和北海公園的記載，兩大公園的入門券都是銅元２０枚（８分錢）；公園設有幾個著名的茶座，茶水１角，點心每盤１角。在文明茶園，可以邊飲茶邊聽曲，每人７分錢。 從《魯迅日記》還可見到他進廣和樓看文明戲（如１９１２年６月１１日），到真光電影院看電影（如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３０日）的記載。廣和樓戲園門票２角，城南遊樂園門票２角，電影院（黑白片）票價１—２角。最貴的演出，票價在１圓左右。 根據１９２７—19２９年的調查材料，當時北京的手工業者、木匠、人力車伕等，每個家庭每年消費約200圓，合每月１７圓（今人民幣６00元）左右，這是社會下層的水準。而當時《新青年》的作者群，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樂，生活消費比一般高出幾倍，都無衣食住行之憂。 《新青年》成員都有相當穩定的中等階層收入，所以他們辦的同人刊物方能做到不以贏利為目的。但每期輪值的主編者可以拿到200圓編輯費，以當業務之需。魯迅在五四時期寫作小說、新詩、散文、雜感的時候，確實沒有想到要以稿費來謀生。但是這種情況在幾年以後有了根本變化。 大約在１９２２年左右，五四新文###動的文化人開始注重稿費、版稅收入。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都出現了一群又一群依靠寫作為生的“自由職業者”，說得更明確是自負盈虧、承擔經濟風險的“自由撰稿人”。文學研究會、創造社、南國社……都投入了文化市場。 此後一個長時期內，就沒有不計較稿酬的作家了。最有代表性的是魯迅在1926—1927年完成了從固定收入者（公務員）向自由撰稿人的轉化。茅盾、巴金、老舍、田漢、曹禺、丁玲、沈從文……都成了靠“爬格子”謀生者，逐步樹立起文化市場意識。 《新青年》、《新潮》等雜誌的費用 五四運動前夕，與陳獨秀《新青年》相呼應的《新潮》雜誌，一出版即在一星期內銷完，以至再版和三版。那年頭，辦雜誌要賠錢，同學們透過文科學長陳獨秀向蔡元培先生請求幫助，蔡就決定從教育經費中撥款支援辦了這個刊物。創刊時，由傅斯年（1896—1950）任主編。1919年底，傅斯年出國留學，由羅家倫（1897—1969）主編。第二年，羅出國，由顧頡剛接編。 在現存的魯迅書信中，可以看到當時《新青年》和《新潮》等新刊物的一些情況。 1918年1月4日魯迅致許壽裳（當時任江西教育廳長）的信中說：“……《新青年》以不能廣行，書肆擬中止；獨秀輩與之交涉，已允續刊，定於本月十五出版雲。”3月10日信中說：“《新青年》第二期已出，別封寄上。今年群益社見貽甚多，不取值，故亦不必以值見返耳。”5月29日信中說：“《新青年》第五期大約不久可出，內有拙作少許。（陳注：指小說《狂人日記》和新詩《夢》、《愛之神》、《桃花》等。）該雜誌銷路聞大不佳，而今之青年皆比我輩更為頑固，真是無法。”但過了一年《新青年》、《新潮》銷路增加，影響很大。 1919年1月16日魯迅致許壽裳的信中說：“僕於其先又寄上《新青年》五卷之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