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的時候來了，賣座的給他沏了茶他也不喝，聽完了這出戏就走了，他給的茶錢也多，這錢就入了賣座的腰包了。 1934年的變化 民國二十三年（1934）以後，廣和樓改成聽戲買戲票，原來長條板凳的座位也改成橫排帶靠背的椅子了。這樣一來，聽戲坐著舒服了，尤其樓下坐在池子裡聽戲不用歪頭扭身子了。座位寬敞了，日場票價（前排）調整為每張3角5分錢，夜場每張4角錢，此外還要加捐稅15％，實收4角6分錢。改座以後，座位固定了，戲園裡“池子”容納的人少了，賣座兒的也不能取巧了。過去坐在一條板凳上，賣票的可以隨便加入，直到把聽戲的擠得不能再擠時為止；如果查票時正好趕上有聽戲的上廁所了，查票的也看不出有空位子，賣座的說是幾個人就是幾個人，這樣櫃上丟了戲票錢也不知道。因此在1934年沒有改座以前，賣座的賺了不少錢，廣和樓賣座的有好些都置了產業。　。。

戲劇、電影業的興起（2）

京劇演員的酬勞 喜（富）連成戲班一共辦了七科，每個學員按科排字（喜、連、富、盛、世、元、韻）叫名，每科都培養出不少優秀人才，例如侯喜瑞（架子花臉）、雷喜福（老生）、於連泉（花旦）、馬連良（老生）、譚富英（老生）、馬富祿（丑角）、裘盛戎（銅錘花臉）、孫盛武（丑角）、袁世海（架子花臉）、李世芳（青衣）、劉元彤（青衣）、黃元慶（武生）等。富連成能夠培養出這些人才，主要在於制度嚴、管教嚴。凡是到富連成學戲的，都是貧寒家的男孩子（不收女孩），錄取後家長要給科班立字據，允許科班打，不出科不許接走，吃、穿、住都由戲班供給，不掙工資。 一立字據就是七年，年滿才能出科。出科拿份（掙工資），每天最多拿50吊，每吊合銅元10枚或大銅元5枚。（20年代銀洋一圓可兌換30吊，合今人民幣30—40元。也即每吊銅元合今人民幣1元左右。30年代銅元不斷貶值，銀洋一圓可兌換40吊甚至50吊。） 買票看戲 看戲買票，理所當然。但在幾十年前的舊社會，北京老戲園子的看戲者並不都買票。除了軍警以“維護社會治安”即劇場秩序為名義的有“彈壓席”可坐，公然白看戲外，還有送“紅票”一說，即其人與戲班或戲院有一定“關係”，可以白看。此外則新聞界與官場，也有一些人名正言順地照例看白戲，這都屬於“紅票”範圍之內，雖憑票入座，卻從不花錢。再有就是由主要演員（所謂紅角兒）掏錢買票，僱人捧場。這些專門捧場的“啦啦隊”大都坐在後排或樓上，專為出錢的“角兒”喝彩助威。有些演員往往靠這種辦法招徠觀眾。當然，有時演員得罪了有錢有勢的人，也會遇上一批專門搗亂大喝“倒彩”的“看客”。這些助威或搗亂的人都是不花錢來看戲的，總名之曰“聽蹭兒戲”。 吳小如老先生回憶道：“1935年以前，我看戲大抵是向家長伸手要錢買票，或由家長領著同去。有時為了渴望看到一場戲，便把穿不著的衣服偷偷送進當鋪，換取票款，等要穿這身衣服時再把當票交給家長贖出來。為此我多次遭到先母呵斥。1935年我入育英中學讀書，只要學期末考個第一名，可免25圓大洋的學費；第二名則免20圓。我在一學年中因考得好而節省下學費45圓。這些錢家裡照數給了我，我卻一文不剩地向各家戲院進了貢。” 由於經常買票看戲，所以吳小如先生至今對30年代各戲班演出所售的票價大體還有點印象。就他親身經歷，最便宜的是“富連成”在1934年廣和樓演日場時所售的票價，前排每張只賣3角5分錢，加上“娛樂捐”、“慈善捐”（當時每張票都必須附加捐稅），約4角錢。如富連成社演夜戲，則票價每張4角，加捐後為4角6分，不論在華樂戲院即先前的天樂園（一般是星期四、五、六、日），或在哈爾飛大戲院（每週一、二固定演出），都是這個數目。華樂戲院，地處正陽門外鮮魚口，現在是“大眾劇場”；哈爾飛大戲院，地處西單舊刑部街，現在是“西單劇場”。 從1930年9月14日開業到1937年初，是哈爾飛大戲院的興旺時期，這與西單地區只此一家和經營者的靈活手段是分不開的。1930年10月25日至29日舉辦的遊藝大會，從中午到夜晚連開四場，每場兩小時，重點節目話劇和京劇每天不重複，而且票價不高，每場4角、5角、7角，包廂4圓，結果場場客滿。這樣的演出不但增加收入，而且提高了戲院的聲譽。1930年11月初，京劇名家馬連良的扶風社與哈爾飛大戲院商定，每週三、四夜場長期在這裡演出，每場票價1圓2角。 11月14日夜場，梅蘭芳演出代表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