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玉葬花》，票價最高2圓。 11月22日至25日，以黎錦暉為社長的上海明月歌舞劇社來京首演於哈爾飛大劇院，在京城引起了又一次轟動。從22日至24日，每天一場，先後演出了《湘江娘》、《大江東去》、《醉沙場》等21出歌舞劇。25日改為日夜兩場，節目有《五日落梅花》、《小小畫家》等。每場票價為3角、4角5分、7角，包廂3圓、4圓。這是兒童歌舞劇目在北京舞臺上首次展現。 中華戲校在東城區王府井東安市場內的吉祥戲院演日夜場，票價與此相似。 一般初出茅廬的女演員（當時稱為坤角）每票不過6、　7、　8角。 票價最貴的是梅蘭芳。1932年，吳小如隨一位父執在中和園（地處正陽門外西糧食店，現為中和劇場）看《牢獄鴛鴦》，這是他第一次看梅先生的戲，前排票價已每張2圓。 程硯秋自巴黎歸國，組秋聲社，每週在中和戲院定期上演，票價每張1圓2角錢，加捐後為1圓3角6分。 馬連良的扶風社也與程同樣票價。高（慶奎）郝（壽臣）同臺或楊（小樓）郝同臺，票價都在1圓以上。 其他老生挑班者如言菊朋、王又宸、雷喜福、譚富英等，前排每票不過7、　8、　9角，最多不超過1圓，加捐15％在外。 1934年秋餘叔巖在珠市口大街的開明戲院為湖北賑災義演《打棍出箱》，前排雖每票5圓，卻仍然萬人空巷。 年末大義務戲則前排每票5圓。吳小如少年時代看義務戲大都隨先母或舅父同往；如果自己買票，只能坐後排或樓上了。從1934年秋至1936年暑假，除了上學以外，他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戲院裡度過的。

戲劇、電影業的興起（3）

當時城內外戲院買票情況並不一樣。東城的吉祥戲院和西城的哈爾飛戲院，一般都由售票處預售戲票。每場均有一張“票板”（座位表）供觀眾選擇，賣出一張票就劃掉一個座號。人們只要早一兩天去買，總不致向隅。 看戲儲存戲單，天長日久以後就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周明泰先生根據所存和所見戲單，輯成了《五十年來北平戲劇史料》，後來又續補了十年。 在北京看戲所見的戲單，從印刷形式來看，大體可分木刻活字、石印和鉛印三種。 1932年在北平已只剩廣和樓一家的戲單是用古老傳統的木刻活字印成的。這種戲單字型大小不一，字跡也模糊不清，從右向左，豎行排列著演員和劇目。所用紙張五顏六色，但質地薄劣，想儲存也頗不容易。廣和樓是富連成科班每天日場演出的場地，所以這種戲單是關於富連成學員演出的忠實記錄。 30年代北平其他戲院則大抵用石印戲單，白紙上印著紅字，比較醒目。 至於鉛字排印的戲單，最初似只有梅蘭芳的承華社和程硯秋自法國歸來後組成的秋聲社，以及中華戲校是用鉛印的。梅、程兩位先生如演個人獨有本戲，還附有主角唱詞。中華戲校為了對學員一視同仁並表示對教師的尊重，不僅連龍套、宮女的名字也一一列出，而且還把這出戏的授業老師的姓名也在劇目下標出。 1932—1933年間，高慶奎、郝壽臣每逢星期六、日，白天都固定在華樂戲院聯袂演出，下午1時許開戲，要演到6點鐘以後才散場，足足有5個小時，演出的劇目每每有###出之多。 1935—1936年間，中華戲校實行龍套、宮女輪換制，當時主要旦角如趙金蓉、侯玉蘭等女生，都輪流擔任過宮女，並在戲單上註明。後來富連成也改用鉛字排印戲單，並標出劇中人和扮演者的姓名。那種白紙紅字的石印戲單，仍流行了很久，直到30年代中期。 每份戲單的代價是1至兩大枚銅元，後來上漲到1至2分錢法幣（當時每1角法幣約換大銅元22—23枚）。要在開戲後座客上得差不多時，才由茶房或臨時僱用的童工挨著座位散發叫賣。這大約是根據上座率來決定戲單印數的，所以總要在開戲1—2小時後才拿出來叫賣。而所印的內容，大抵只有當場的後面的幾個主要劇目——從開場到中軸子（倒第三）以前演出的戲。 （陳注：30年代的北平，1銀圓的購買力相當於今人民幣30元。1分錢約合今人民幣3角，1大枚銅元約合今1角多。） 從照相館到影片公司 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園“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戲”（據《申報》副刊廣告欄，1896年8月10日的預告訊息），這是電影第一次在中國上映。此後十年，在上海、北京、天津、江蘇等地出現了一批放映外國紀錄影片的影戲院，從而一些新派人物萌發了拍攝電影的願望。 最早嘗試在中國拍電影的是北京豐泰照相館創辦人——任景豐。任氏青年時代留學日本學習照相技術，回國後在北京琉璃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