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顯然不是那種心存私利，害怕得罪領導斷送前程的人。他此刻沒能直言犯上，其中的原因大概是，這時的他，地位已經一落千丈，早不是那個倍受寵信的權貴人物了。

屈原這樣的人是政治家中少有的另類，只知道把他的滿腹韜略用在為國家公事服務上面，卻忽略了政治還有另一個至關重要的用途，那就是官場上私利的爭奪。

屈原年紀輕輕就身居高位，雖說他的家世背景也十分顯貴，跟楚國王室是同一位祖先，就算按照等級觀念，他也完全有資格進入上層。但是人的嫉妒心是不講理由的，那些在朝野職場上混跡了多年的人們，眼見一個剛入行的小子被君王“甚任之”，不眼紅才是沒道理的事。

從屈原的眾多詩文裡可以看出，他是個特立獨行，不大在乎別人想法的人。恃才傲物，瞧不起那些不如自己的同僚，年少得志，免不了盛氣凌人，這一類的毛病大約都會有一些。在崇尚沉穩，壓抑個性，甚至要維持一種虛偽的和諧的官僚階層中，這樣的做派是肯定不受歡迎的。屈原骨子裡終究是個浪漫的文學青年，在任意揮灑性情的時候，根本沒有察覺，自己已經成了眾人敵視的焦點。

眾人裡面，一位擔任上官大夫的人對屈原的人生，乃至楚國日後的命運都起了關鍵的負面作用。

上官大夫與左徒的級別相同，跟屈原作對的這一位據後人考證名叫靳尚。據《史記》記載，他跟屈原“爭寵，而心害其能”，對屈原很是嫉恨。不過兩人之間公開結仇的原因，是為了一件法律草案。

那時楚懷王委託文筆極佳的屈原“造為憲令”，就是要他對楚國的主要法律進行修改和重訂。這實際上是一種變法改革，勢必牽涉到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也就自然引起他們的極大關注，靳尚便是其中之一。

在屈原的筆下，一項項法令相繼出臺，內容可能都是針對權勢高層，靳尚等人也越來越坐立難安，以至作出了衝動的行為。

事件大概是這樣的，一日屈原拿著一份新擬訂的法令草稿去見楚懷王，不想路中遇見了靳尚。這位上官大夫一瞧屈原的樣子，便明白他又搞出了新花樣，自己這幫人不知道還要怎樣倒黴，一時性起，伸手“奪之”，要搶過來先看一看。這完全不合規矩，法令必須要楚王批准後才能公之於眾，屈原當然不肯給。靳尚搶不過來，心中暗恨，找了個機會跑去對楚懷王說，每一次新法令頒佈之後，屈原都要對人自我表功道：“以為非我莫能為也。”＇12＇這種事離了他根本就作不好。

靳尚確實高明，他知道不管多麼英明的君主，也不能容忍臣子的政績和聲望高過自己，何況楚懷王本就是個沒多少智慧的人。

果然，楚懷王聽後大怒，從此疏遠了屈原。猛然間從天上重重跌到地面的屈原，任憑他對楚懷王的偏聽偏信怎樣痛心疾首，都已無力迴天。只能把自己關在家裡，用《惜誦》的詩篇宣洩他不能化解的悲憤。

以屈原此時和楚懷王的冷淡關係，由他去勸阻與秦國修好，不說效果很可能適得其反，只怕連面都見不到。

屈原不能出面，一切就只有指望陳軫了。

五。大人物似乎總喜歡叫別人保持沉默。

陳軫確實去勸諫楚懷王了，不過用的卻是一種出格的方式，弔唁。

那天走進楚王宮室的陳軫大概是這副模樣，一身參加葬禮穿的喪服，滿臉的悲慼。

其實陳軫只需對楚懷王直言相告，犯不著搞這種極端的作秀。他如此行事只能有一種解釋，發洩自張儀出使來就憋了一肚子的怨氣。

正滿心歡喜的楚懷王，本以為陳軫也是前來道賀，卻沒料到竟是這副鬼樣子。自然很生氣，斥道：“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群臣皆賀，子獨吊，何也？”

陳軫這才開始正面回答楚懷王道：“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

商於之地根本就拿不回來，只會讓齊國和秦國聯合起來，兩面夾擊楚國。

連日來耳朵裡塞滿了祝賀辭的楚懷王，陡然聽到一個截然不同的聲音，怕也是一怔，不由得問道：“有說乎？”

說說你的理由。

陳軫告訴楚懷王：“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沒有齊楚聯盟，秦國哪會這麼巴結楚國。而現在要是跟齊國“閉關絕約”分手的話，“則楚孤”。一旦楚國恢復了單身，“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誰還會把土地給一個孤立無援的國家。他進一步斷言，張儀一回到秦國就會背棄諾言，楚國得到的結局只能是“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