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梳理、詮釋和評判中國建築史。在這項工作中，考察中國古建築木框架體系的演變，尤其是斗栱的演變，評判其結構和美學之間有機結合程度的高低，成為一條主導線索。在判斷歷史分期和變化上，他們還借鑑了溫克爾曼式的藝術發展迴圈理論，去讀解中國建築史的演變。而與此同時，溫克爾曼式的有機生長—衰落模式又多少與晚清以來中國民族主義者們對中國文化興衰命運的判斷大致吻合。總之，民族主義、結構理性主義、歷史主義三條線索交織在一起，共同構築起梁思成及其同仁的建築史觀念框架。

把1932—1935年的這批文章與梁思成1944年完成的《中國建築史》，以及1946完成的《影象中國建築史》相對照，我們就會發現，後面的兩部歷史著作，無疑在材料內容上大大豐富了，但與最初的設想一脈相承，沒有歷史敘述和判斷的根本改變。尤其是《影象中國建築史》，讀起來就像是《論中國建築之幾個特徵》的擴充版

（圖8）。這就容易給人一種感覺：梁思成和營造學社十幾年的田野調查，似乎都是在收集實物證據，來填充他們預先搭設好的理論體系，來證明他們已經預設好的結論。

第14節：三、另一種可能

三、另一種可能

臺灣學者漢寶德和夏鑄九先生曾批評梁思成和營造學社所關注的中國建築的範圍過於狹窄，這主要表現在兩點：在選擇調查物件上，他們只重視北方官式建築而忽視中國其他各地區和民間多樣的建築文化；在評判建築上，他們受“結構理性主義”（漢寶德稱“結構至上主義”）主導，而忽略其他因素。46針對這兩點批評，賴德霖先生認為，如果回到1930—1940年代的歷史語境中，理解梁及其同仁努力構築中國民族主義建築文化的初衷，就可以明白他們的選擇有“必然性”。就第一點而言，因為那時期“中國建築”的概念，相對於外國建築的集合名詞和獨立體系，“要強調的是體系內部的同一性而不是多樣性和差異性”，所以宮室、廟宇等官式建築因其在型別、設計和施工水平、地域分佈和文獻記錄上的優越性，“必然會被視為最重要的研究物件和中國建築體系的代表”；就第二點，因結構理性主義在西方建築中是主導性的評論標準，他們以此來讀解中國建築，是為了證明中國建築是與西方建築同等發達的體系。至此，我們似乎進入一種“相對主義”的評判境地：從梁及其同仁的建築史寫作最終產品看，他們考察範圍的侷限性似乎是無法否認的，但回到當年的歷史語境，他們這樣的選擇又是“必然的”。47↑米↑花↑書↑庫↑&nbsp；http：//www。7mihua。com

為將討論更推進一步，我嘗試用“想象另一種可能”來分別回應批評和反批評兩方。首先，針對賴德霖的分析，我贊同他的大部分觀點，而且我在很多地方深受他啟發，但我想在一點上爭辯一下：“當時有很多原因”並不等於“必然”。換句話說，當年的歷史，不管今天看似多有道理，都不意味著那是唯一的解。我堅信歷史永遠都有另類可能性。比如，我嘗試用傅斯年代表另一種可能性。如果我們讀一下傅在1928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對他剛成立的史語所的工作計劃的描述，我們就會發現，與梁、林的“填充”策略（用後來的實證材料來填充預先搭設好的體系）不同，傅斯年的姿態是“擴張”—不預設結論，而是盡力“擴張”研究工具和“擴張”研究材料。在他描繪的要展開的田野調查的版圖中，充滿四處擴張之氣勢，甚至要超越“中國”的邊界：

這研究所的所在或者一部分在廣州一部分在北京，位置的方便供給我們許多工作進行的方便。我們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第一步想沿京漢路，安陽至易州，安陽殷墟以前盜出之物並非徹底發掘，易州邯鄲又是燕趙故都，這一帶又是衛邶故域。這些地方我們既頗知其富有，又容易達到的，現在已著手調查及佈置，河南軍事少靜止，便結隊前去。第二步是洛陽一帶，將來一步一步的西去，到中央亞細亞各地，就脫了純中國材料之範圍了。為這一些工作及隨時蒐集之方便，我們想在洛陽或西安、敦煌或吐魯番、疏勒，設幾十工作站，“有志者事竟成！”因為廣州的地理位置，我們將要設定的研究所要有一半在廣州。在廣州的四方是最富於語言學和人類學的材料，漢語將來之大成全靠各種方言之研究，廣東省內及鄰省有很多種的方言，可以每種每種的細細研究，並制定表式，用語言學幫助，作比較的調查。至於人類學的材料，則漢族以外還有幾個小民族，漢族以內，有幾個不同的式和部居，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