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最可寶貴的材料怕要漸漸以開化和交通的緣故而消滅，我們想趕緊著手採集。我們又希望數年以後能在廣州發達南洋學：南洋之富於地質生物的材料，是早己著名的了；南洋之富於人類學材料，現在己漸漸為人公認。南洋學應該是中國人的學問，因為南洋在一切意義上是“漢廣”。總而言之，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48

第15節：

傅和梁處在當時類似的客觀條件下，都同樣重視實物史料，但傅認為儘可能開放地收集不同的史料是史學研究的關鍵，而梁則從一開始就受史觀影響，對史料收集有極強的選擇性。二者也都為民族主義情感所驅動—傅斯年的文章以“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結尾。但傅在歷史研究上，其民族主義理想集中在使中國的“東方學”稱雄世界，而不太有自己的學術產品被用於“實踐”的問題。而梁的民族主義不光要提升自己從事的學科的水準，還期待自己的學術產品成為工具，被中國建築師們用在創作實踐中，以實現中國建築的現代復興。當然，二者從事的領域不同，我的比較不可能精確化，我也無意對二者下任何褒貶判斷，只是想透過粗略對比來建議：在當時，另一種建築史學仍是可能的。

我對漢寶德和夏鑄九的回應是：另一種可能，也可以來自我們自己讀解梁及其同仁著作的方式的轉變。漢和夏傾向於將梁的各文字當作完整、自足的作品孤立地閱讀，確實如賴德霖指出，對1930—1940年代的歷史語境重視不夠。而我則更進一步，建議一種更貼近當時語境，更開放、更動態的“在路上”讀法。我前面已經分析，梁思成和林徽因一直有特別強烈的建立一個完整的、近乎封閉的中國建築“體系”的願望。但在我看來，他們在十幾年的研究過程中，實際所取得的經驗和成果，要遠比他們想建立的體系豐富得多。如果我們“一頭一尾”閉合起來讀—將梁和林1932—1935年的一系列理論文章與梁1944—1946年的兩部建築史著作放在一起，確實很容易形成一個封閉的從理論構築到史料填充的詮釋結局，從而再次強化梁和林史學的“體系性”。但我們應有意打破孤立、靜止、“體系化”的讀解模式，轉而重點考察梁和林早期搭建起建築史觀念體系之後，各種“異質性”的社會因素和學術產品如何與他們的體系產生張力和衝突，甚至如何“溢位”他們的體系。我們甚至不再將梁及其同仁在1932—1946年間的任何一篇寫作，當作終極、完整、自足的作品；而是把它們看作十五年坎坷旅程中不斷產生出來的有著多種質地的片段，把這一系列片段放到十五年間時代的動盪與作者個人心靈、智識的掙扎過程中讀。如此，梁及其同仁的寫作會綻放出更多的，甚至是全新的意義。

要實現“在路上”的讀解，我認為首先很重要的是，我們不光要將“語境”泛泛地還原到當時的“時代背景”中，還要真切體會他們當時“在路上”的研究狀態。今天坐在學院辦公室裡，或乘坐波音飛機和空調大巴旅行的我們，切不可忽略梁及其同仁們當年在驢背上顛簸的情形。他們的研究，既然建立在實物調查基礎上，便不僅受抽象的文化理念驅使，還受當時當地各種具體的物質條件限制。營造學社以北平為中心，對河北、山西、河南等地進行調查，其中也許有“北方官式建築中心主義”觀念的制約，但另外兩個時空因素不可忽視：一是緊迫的日程，“九一八”事變以後，尤其1936年以來，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愈益暴露，華北局勢日趨緊張，梁與同仁要趕在日本入侵之前把華北、中原地區最有文物價值的古建築調查完畢；二是出行的困難，比如，從北京到寶坻縣，今天不到兩小時的路程，在當時要動用各種交通工具奔波一天。49

要真切體會他們“在路上”的狀態，有一部分文字材料特別值得我們珍惜，那就是梁及其同仁對田野調查旅程的記錄（圖9）。在1932年《寶坻縣廣濟寺三大士殿》（以下稱為《寶坻縣》）調查報告中，梁思成意識到“旅行的詳記因時代情況之變遷，在現代科學性的實地調查報告中，是個必要部分”。50自此以後，很多營造學社的田野調查報告都遵循一種格式：在考察概況、建築詳細分析、結論三部分前，先冠以調查者的旅程記錄，稱為“行程”、“紀（記）遊”或“紀行”。這一篇篇旅程記錄，生動地記錄下當時的時代氣氛、環境條件，以及研究者們的學術理念和心靈波動。它們一方面上承中國筆記史學傳統（如宋代的《夢溪筆談》），另一方面成為與他們的建築史研究成果相平行的，關於1930—1940年代中國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