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二位最早的兩篇建築論文，非常全面地展現出他們的思想。我們可以推測，當時梁思成和林徽因關於中國古建築的知識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書本資料，這包括外國學者關於中國建築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日本建築學者的著作，以及中國古典文獻，其中有梁思成在1931年集中研讀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和一些民間“算例”，還有尚未完全破解的宋《營造法式》；二是有限的古建築實地考察，恐怕僅集中在瀋陽和北平兩地的明清建築，尤其是研讀《工程做法則例》時，頻頻求教於老木匠，並參照北平紫禁城所學到的知識。梁思成首次對明清以前建築的實地考察—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和山門測繪，是在梁思成、林徽因這兩篇論文發表一個月後，即1932年4月。簡言之，當時梁思成和林徽因對中國古建築歷史演化的知識大多來自書本。在這樣的知識基礎上，令人吃驚的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兩篇論文已經描繪出一個非常完整的關於中國古代建築史的觀念框架了。他們才剛剛開始上路，就已經很清楚他們想要的是什麼，他們如何評判，甚至他們的結論是什麼了。

林徽因《特徵》的開頭，經常被國內學者援引，被認為是針對西方學者對中國建築的偏見，提出了符合中國民族主義情結的價值判斷：

中國建築為東方最顯著的獨立系統，淵源深遠，而演程序序簡純，歷代繼承，線索不紊，而基本結構上又絕未因受外來影響致激起復雜變化者。不止在東方三大系建築之中，較其他兩系—印度及亞拉伯（回教建築）—享壽特長，通行地面特廣，而藝術又獨臻於最高成熟點。即在世界東西各建築派系中，相較起來，也是個極特殊的直貫系統。大凡一系建築，經過悠長的歷史，多參雜外來影響，而在結構，佈置乃至外觀上，常發生根本變化。或循地理推廣遷移，因致漸改舊制，頓易材料外觀；待達到全盛時期，則多已脫離原始胎形，另具格式。獨有中國建築經歷極長久之時間，流佈甚廣大的地面，而在其最盛期中或在其後代繁衍期中，諸重要建築物，均始終不脫其原始面目，儲存其固有主要結構部分，及佈置規模，雖則同時在藝術工程方面，又皆無可置議的進化至極高程度。29

林徽因認為更獨特的是，產生這種建築的民族的歷史，在宗教、思想、政治組織上並不缺乏變化，其間更有多次與外族的和平接觸和武力爭鬥。那麼，“這結構簡單，佈置平整的中國建築初形，會如此的泰然，享受幾千年繁衍的直系子嗣，自成一個最特殊，最體面的建築大族，實在是一樁極值得研究的現象”。緊接著，林徽因批駁那種認為中國建築“低劣幼稚”的觀點，實際上“起於西人對東方文化的粗忽觀察，常作浮躁輕率的結論，以致影響到中國人自己對本國藝術發生極過當的懷疑乃至於鄙薄”。林提到的西人“浮躁輕率的結論”，主要是指當時在西方流行的英國建築史家福格森（JamesFergusson）和弗萊徹爾（BanisterFletcher）的觀點。兩人都只能欣賞中國建築的色彩和裝飾，而無視其他價值。而且兩人都僅把中國建築看作一種固定風格，不認為它有歷史演變的過程，即中國建築為“非歷史的建築”。30

第8節：

▌米▌花▌書▌庫▌&nbsp；http：//__

林徽因的這部分文字，讀起來確實清晰有力，但觀點並非她首創。七年前伊東忠太在《支那建築史》第一章“總論”的第一節“中國建築之位置”中，就將世界建築分為“東西二派”，又將東方建築分為中國、印度、回教三大體系。他很清楚地指出，在這三大體系中，印度系自回教傳入以來有巨大改變，古代形式已不復存在，回教系本身今天“極其不振”，“僅存其殘跡而已”，而相形之下：

中國系之建築，為漢民族所建立。以中國本部為中心，南及安南交趾支那，北含蒙古，西含新疆，東含日本其藝術究歷幾萬年雖不可知，而其歷史，實異常之古。綿延至於今日，仍儲存中國古代之特色，而放異彩於世界之建築界，殊堪驚歎。

東洋三大藝術中，仍能保持生命，雄視世界之一隅者，中國藝術也。31

緊接著，伊東忠太在第二節“外人眼中之中國建築”中，專門分析了西方人因觀念、知識、語言、閱歷所限，“關於中國建築之記述，悉屬孟浪杜撰者”。他還特別列舉了福格森的“妄論”和弗萊徹爾的“偏見”。32總之，我認為林徽因的《特徵》一文，其開頭對中國建築作為一個完整、獨特體系的論述，以及對歐美學者偏見的批駁，未必是經過自己的研究而得出的結論，而很可能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