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去安陽參觀史語所的考古發掘（圖4）；1939年劉敦楨與史語所研究員董作賓、中央研究院天文所研究員高平子合作，在《中國研究院專刊》上發表了《周公測景臺調查報告》；1940年，因抗戰爆發而轉移到昆明的營造學社被合併入同樣遷到昆明的史語所，並跟隨它再次遷到四川李莊；1941—1943年，營造學社成員與史語所合作進行過一系列田野調查及考古發掘；梁思成在1944年寫出的《中國建築史》初稿和1946年寫的英文版《影象中國建築史》中關於“上古”建築，唯一的實物證據就是史語所在殷墟發掘出的宮殿和墓葬遺址，等等。總之，我們可以肯定，自1931年梁思成加入營造學社，帶領同仁們展開隨後十幾年的中國古建築遺物田野調查，其對實物史料的重視態度、工作方法和一些史料的獲得，有來自史語所的影響。┳米┳花┳書┳庫┳&nbsp；http：//www。7mihua。com

當然，在談到梁思成及其同仁注重田野調查時，我們也不能忽視西方史學發展，以及一批外國漢學家、考古學家在中國的工作對他們的影響。西方的建築史、藝術史研究自18世紀引入考古學後取得迅猛發展，其影響在19世紀末擴及日本。這些對於曾留學美國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以及留學日本的劉敦楨來說本不陌生。自20世紀初，一些西方學者，如瑞典的喜仁龍（OsvaldSiren）、德國的伯爾西曼（ErnstBoerschmann）、法國的伯希和等，已經在中國積極考察各種實物史料（圖5）。而日本學者們（如伊東忠太、關野貞和常盤大定等）則更是在文獻研究和實物調查兩方面取得了紮實成就。其中伊東忠太1925年出版的《支那建築史》，集他二十餘年對中國建築的調查研究，對南北朝以前的多種型別建築有系統的敘述，有力駁斥了西方建築史家對中國建築的偏見。該書中譯本名為《中國建築史》，於1937年出版，由陳清泉譯，梁思成校訂。1929年伊東忠太還和關野貞、冢本靖出版了《支那建築》圖集，彙集了三人在中國各地拍攝的三百多幅中國建築照片，等等。26這些成果都對梁思成及其同仁產生影響，既為他們開展研究提供了一些知識基礎和調查線索，也促成他們“急起直追”（林徽因語）的緊迫感。

總之，梁思成1931年加入營造學社後，與文獻考證相結合，進行實地調查古建築遺物的研究方法，在中國人研究中國建築史中確實有開創性。但從廣義上講，這種方法在1920—1930年代中國的史學領域中，以及外國人研究中國建築史中，已經蔚然成風。中國史學自20世紀初開始，在民族主義的激勵下，呈現出一個不斷科學化的趨勢。我們可以說梁思成及其同仁於1931年展開的中國建築史研究，在相當程度上順應了這個時代潮流。梁思成在1932年第一篇建築遺物調查報告《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緒言”中的開篇文字，既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史學引進科學方法論的“時代精神”的積極響應，也是對營造學社接下來十幾年開展中國古建築調查工作的宣言：

近代學者治學之道，首重證據，以實物為理論之後盾，俗諺所謂“百聞不如一見”適合科學方法。藝術之鑑賞，就造形美術（Plasticart）言，尤須重“見”。讀跋千篇，不如得原畫一瞥，義固至顯。秉斯旨以研究建築，始庶幾得其門徑。

我國古代建築，徵之文獻，所見頗多讀者雖讀破萬卷，於建築物之真正印象，絕不能有所得

造形美術之研究，尤重斯旨，故研究古建築，非作遺物之實地調查測繪不可。27

第7節：二、從結論到證據

二、從結論到證據

既已確定要展開田野調查，緊接著的問題就是：中國古建築遺物種類、數量繁多，散落在大江南北，去找什麼，如何去找？據梁思成1958年的回憶，他在1930年代展開的古建築調查計劃中，有對現實因素的考慮：

中國建築需要調查的很多。我們當時是有意識地搞古。木建築很難儲存，因此儘先把古代記錄下來，先古後今，先木後砧。而且因為正是“九一八”以後，日本人可能很快打進來，所以先北方，後南方。物以稀為貴，當時怕火、怕水、怕拆、怕打仗，先搞古是對的28

當然，在現實因素考慮外，他們還有理論上的準備。1932年3月，林徽因和梁思成在《營造學社彙刊》上發表的兩篇論文，林徽因的《論中國建築之幾個特徵》（以下簡稱《特徵》）和梁思成的《我們所知道的唐代佛寺與宮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