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節：

胡適影響了一批中國史家，也促進了梁啟超的轉變。1918年底到1920年初，梁啟超赴歐考察，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文明的凋零，恢復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自信心。回國後，他深受胡適啟發，開始重視史學方法的更新。20在對待史料上，除了中國傳統史學向來專注的文字史料外，他也開始強調非文字記錄史料的價值，如“現存之實跡”、“傳述之口碑”和“遺下之古物”。在對後一類史料的討論中，梁啟超時常流露出對城市和建築的興趣。如他在《中國歷史研究法》（1922年）的“說史料”一章中，舉出很多城市、建築的例子，如埃及金字塔、義大利文藝復興城市、北京古城和古建築、雲岡和敦煌石窟，以及各種建築構件等。21在處理歷史內容上，他開始將中國文化進行專業分類，嘗試進行科學梳理。值得一提的是，梁啟超在1923年草擬了一份百科全書式的“中國文化史目錄”。他在其中一章勾勒了創立中國城市史的計劃，還單設“宅居篇”，欲在其中探討中國宅居、宮室、室內陳設、城壘井渠等課題。他還在“美術篇”中，設繪畫、書法、雕塑、建築和刺繡五個門類，試圖構築一箇中西結合的“中國美術”體系。我們可以說，梁思成撰寫中國建築史和雕塑史的事業，在很大程度上傳承了其父梁啟超構築中國建築、美術史的理想。比如，1925年梁啟超贈予留學中的梁思成《營造法式》，觸動他今後研究中國古建築；還有1928年梁啟超在信中，與梁思成商討他去哈佛大學做“中國宮室史”還是“中國美術史”的計劃，等等。22♀米♀花♀書♀庫♀&nbsp；http：//www。7mihua。com

在重視實物史料，推動中國史學發展方面，另一位傑出人物是傅斯年。傅斯年和胡適類似，鄙視空談理論，堅持實證主義治學態度，認為所有學科的基本方法都一樣—對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傅斯年與胡適也有不同：胡適主要關注文字史料，而傅斯年的研究範圍擴充到各種各樣的歷史文物，可說是王國維的延續。他於1928年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立志要透過對實物史料的科學考察，將歷史研究與自然科學等同起來，成為一種“歷史科學”：“現代的歷史學研究，已經成了一個各種科學的方法的彙集。地質、地理、考古、生物、氣象、天文等學，無一不供給研究歷史問題者之工具。”23傅斯年相信史家對實物史料的科學考證，再與文獻材料相對照，便能獲得可靠的歷史知識。他的一些警句，如“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史學便是史料學”、“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經常被後人批為片面之論。但考慮到當年的文化語境，傅斯年的誇張言論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當時不管是新學還是舊學，仍沉溺於主觀玄虛理論風氣的激進反彈。在我看來，至少有一點，我們應當理解，如同胡適認為“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傅斯年認為將歷史研究作為某些人主觀意志驅動下的工具，來推行某種“運動”或“主義”，是不應該的：

史學的物件是史料，不是文詞，不是倫理，不是神學，並且不是社會學。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藝術的建設，不是作疏通的事業，不是去扶持或推倒這個運動，或那個主義。24

1928—1937年，傅斯年派遣史語所的考古小組對河南安陽殷墟進行了十五次發掘。該工程是中國考古學史上首次用現代科學方法做長期挖掘，並且殷墟又是中國歷史上最早有文字記錄的考古遺址，因而意義重大。他們挖掘出來的甲骨文、器物和城市、建築遺址，將中國的信史向上推進了數百年，在史前文化和歷史文化之間作了強有力的連線，被譽為可與19世紀希臘特洛伊（Troy）古城發掘和20世紀初克里特島克諾索斯（CreteKnossos）青銅文化遺址發現相媲美的成就。1937年抗戰爆發，史語所的發掘工作中斷，先是遷往昆明，後又於1940年10月搬到四川南溪李莊。這期間，傅斯年仍組織團隊在雲南、四川、河西走廊和關中地區進行調查發掘。他們的工作引進了現代考古學、語言學等多種學科，在史學專業化的基礎上，促進跨學科的合作，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史學的發展。25

第6節：

梁思成領導的營造學社與傅斯年領導的史語所之間有著各種緊密關係。比如，1930年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留美回國後，便成為史語所考古組的重要一員；1932年梁思成被聘為史語所通訊研究員；1935年梁思成專門隨梁思永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