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驗主義”在學術上的體現，可見之於他治哲學史的準則：對史料的仔細考證是史家的首要工作。在這方面，他認為中國清代的考據和現代西方的科學研究有相通之處，那就是一個實證的方法—“拿證據來！”17在紮實考證的基礎上，胡適認為學者要做到“明變、求因、評判”。“實驗主義”反映到胡適對政治問題的探討上，就是他所謂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不要空談抽象的概念、理論，而是“歷史性”地界定問題和探求具體解決之道。不要指望透過革命“根本解決”社會問題，“一點一滴的不斷的改進是真實可靠的進化”。18

胡適對方法論的重視為中國史學發展注入了新能量：一旦進化論成為方法，中國史家們就不再僅僅打淺白的生物學比方，或泛泛談西方文明在現代的優越和超前，而是可以深入考察各文明發展的來龍去脈，以及先進或落後的原因、過程和結果，並可以相互比較，貫通中西文化。藉助現代方法論，對舊有傳統重新進行解釋，尋找中西文化的共同點，以促成中國文化的復興—這正是胡適提出“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動機。19

第5節：

胡適影響了一批中國史家，也促進了梁啟超的轉變。1918年底到1920年初，梁啟超赴歐考察，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