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類似生物進化的過程。在具體論述時，它往往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衡量各單位的先進或落後，提倡相互競爭與適者生存。對梁啟超，以及很多20世紀之交的中國思想家來說，這種學說極有吸引力，因為它既能解釋世界局勢的變遷、西方的崛起和中國的沒落，也能成為他們宣揚民族主義思想、力圖促進中國再次復興的理論基礎。3“進化”成為梁啟超“新史學”中的關鍵詞。他在《新史學》第二篇“史學之界說”中，以三個層層遞進的定義來說明他的史學“新”之所在：史學是“敘述進化之現象”，“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換句話說，梁啟超“新史學”的目的，就是要透過歷史敘述，把人和社會進化的道理講出來。在第三篇“歷史與人種之關係”中，梁啟超再次強調歷史進化和人種進化的直接聯絡：“歷史者何？敘人種之發達與其競爭而已。”梁啟超進一步說，在各人種中，那些“非歷史的”，即不會總結自己歷史的人種，就只能被其他“有歷史”的人種排擠。4總之，梁啟超深信，在民族—國家的進化過程中，史學的發達起著巨大推動作用。此時，梁啟超推廣的主要是進化史觀，尚未將進化論發展到歷史研究方法論的層面上。

這裡我插入一個有趣的問題：梁思成的中國建築史寫作中常有一些生物體隱喻，是否可直接理解為受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影響呢？比如，梁思成在《影象中國建築史》的前言中，介紹中國木構建築時，口氣就像達爾文在講某個“物種”的起源和進化：

中國的建築是一種高度“有機”的結構。它完全是中國土生土長的東西：孕育併發祥於遙遠的史前時期；“發育”於漢代；成熟並逞其豪勁於唐代；臻於完美醇和於宋代；然後於明代初葉開始顯出衰老羈直之象。雖然很難說它的生命力還能保持多久，但至少在本書所述及的三十個世紀之中，這種結構始終保持著自己的機能5

第3節：

一些學者確實將這種文字直接與生物進化論相聯6，但我認為不應輕易下此判斷。因為，以生物體的生長衰落來比喻文化和社會的變遷，是自古就有的手法，其中起里程碑作用的人物是被稱為“藝術史之父”、“現代考古學奠基人”的18世紀德國藝術史家溫克爾曼（JohannJ。Winckelmann）。他在1764年的《古代藝術史》（GeschichtederKunstdesAlterthums）中將藝術發展過程歸納為類似生命的迴圈週期，每一週期都有“起源—發展—變化—衰亡”四階段。以此為模板，他將古希臘雕塑發展劃分為四階段：舊式風格（OlderStyle）、盛期或宏大風格（HighorGrandStyle）、美麗風格（BeautifulStyle）、模仿者風格（StyleoftheImitators）。7這個劃分通常被認為是藝術史寫作上首次將藝術發展界定為有機的生長—衰落過程。儘管也有學者爭辯，溫克爾曼其實又在很大程度上借鑑了一些古羅馬作家對希臘雕塑的論述8，但溫克爾曼的重大意義不容忽視。他的寫作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隨後一批18世紀晚期的德國浪漫主義思想家系統地發展出“歷史主義”理論，構成西方現代歷史寫作的重要思想基礎。歷史主義到了19世紀中後期才吸收了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影響—我將在其他篇章中詳細探討它與梁思成建築史學的關係。總之，就梁思成文字中的生物體比喻，尤其他對中國木構建築發展的四階段劃分（“發育”—豪勁—醇和—羈直）這點上，我認為系統考察溫克爾曼和西方歷史主義史學觀的演變，遠比直接類比生物進化論更有意義。前者可以幫助我們回溯西方現代史學的思想脈絡，而後者只能停留在一個淺白的打比方層次上。事實上，在20世紀初的中國，進化論作為一種史觀，被用來考察社會和文化的演變，構成了對中國傳統史學的有力批判。但它長時間停留在較膚淺的生物學隱喻層面，直到1910—1920年代發展成一種史學方法論後，才促進了中國史學的更深刻變革。x米x花x書x庫x&nbsp；http：//www。7mihua。com

在1910—1920年代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中國史學產生了一個重要變化，那就是從重視史觀的改造轉變到重視史學方法論的改造。王國維、胡適、梁啟超（圖1—圖3），以及稍晚些的傅斯年，成為這一趨勢中的四位代表人物。

王國維的史學貢獻，由陳寅恪精闢地概括為三點，都與史學方法論更新有關：“取地下之寶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取異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