臘美學傳統之間努力嘗試融合。1892年，漢尼比克（Fran…oisHennebique）發明了鋼筋混凝土框架體系，使得結構框架得以成為整澆、均質的構架，可以輕易實現樑柱的直角相交（圖12）。因為樑柱的節點都是剛節點，可以有效抵抗梁中的水平荷載在轉向柱子變成垂直荷載時，在轉角處所產生的巨大剪力（圖13）。該技術突破終於可以使希臘、哥特兩大體系得以毫無間隙地融合起來—這為現代主義建築發展奠定了一個根本基礎。這就是為什麼，希區柯克和約翰遜在《國際式》展覽中認為，國際式的重大意義在於，終於有效地融合了西方建築中長期以來難以相容的兩大傳統—“在處理結構上它與哥特式相關，在處理設計上它更接近古典式”。而他們宣稱國際式“在賦予功能處理以至關重要性上”屬於自己獨創，卻有失公正。積極處理20世紀生活中出現的新功能，這肯定是國際式的中心工作之一。但重視功能的“功能主義”，又何嘗不同樣孕育於法國結構理性主義的傳統中，尤其是在維奧雷—勒—杜和舒瓦西的思想中。

現在回到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中國建築史構築。我認為他們反覆將中國木結構框架體系與西方哥特式、現代鋼筋混凝土和鋼框架結構類比，絕非偶然，而是基於對法國結構理性主義發展的深刻認識（圖14、圖15）。他們的知識可能來自兩方面。第一，布雜教育。上述結構理性主義發展，以及型別學思想，構成法國布雜教育的重要思想成分，經由克瑞傳入美國賓大建築系。克瑞本人在1920—1940年代的演講和寫作中頻頻提到迪朗和維奧雷—勒—杜等，還多次將他們的思想與現代主義建築觀念進行比較，力圖證明布雜思想在相當程度上催發了現代主義。此外，我們還知道克瑞在教學中十分重視讓學生們以舒瓦西的分析圖去讀解歷史建築。53總之，梁、林於1924—1927年在賓大學習時，接收到法國結構理性主義思想和知識是可以肯定的。第二，更重大的影響恐怕還來自現代主義的反推作用。1930年代在世界迅速流行的現代主義建築，既能以新材料和空間滿足現代生活，又在文化上融合西方的古典和哥特傳統—這一點一定激勵林徽因和梁思成二人進行跨文化類比，同樣以“結構理性主義”為原則建立起“中國木構體系”正規化，旨在催發中國自己的現代建築，這就是我在上章中概括的“梁林猜想”三段論。

第32節：

更具體些，如果將維奧雷—勒—杜對哥特建築的闡釋與梁、林對中國木框架體系的構築相比較，我們會發現一系列驚人的相似性和重要差異。比如，二者的建築史研究都基於某種社會、文化期盼：對維奧雷—勒—杜克來說，哥特建築的有機結構體系代表著一種有機的社會生活；在梁、林看來，中國傳統木結構的有機結構體系“乃即我民族之性格，即我藝術及思想特殊之一部”。54正如維奧雷—勒—杜以結構—功能理性為主導原則詮釋哥特建築所有特徵，梁和林也以同樣的原則詮釋中國木構的所有特徵。維奧雷—勒—杜判定哥特建築中每一個構件都有其明確結構和功能作用，梁、林同樣認為中國建築的“每個部分莫不是內部結構坦率的表現”，而且“幾乎全部結構各成美術上的貢獻”（圖16）。55總之，二者為建築歷史“正其本源”和“繪其演變”時，都並不太關注建築的演變內含的多樣性、複雜性和矛盾性，而著力於弘揚一種連貫的“結構理性主義”原則。或極端地說，他們構築的不是歷史，而是一種高度理想化、純化、抽象化了的理論正規化。％米％花％書％庫％&nbsp；http：//www。7mihua。com

在“促其進化”上，二者都相信自己研究的建築體系有藉助新材料向現代轉化的潛能。維奧雷—勒—杜認為，秉承哥特式的斜向支撐形成三角形空間構架原則，鑄鐵因其效能不同於磚石，會導致全新的結構和建築形式。但梁、林對於中國木構究竟如何向現代轉化，並沒有具體探討，而僅僅表達了一種樂觀期待：“將來只需變更建築材料，主要結構部分則均可不有過激變動，而同時因材料之可能，更作新的發展，必有極滿意的新建築產生。”56我前面提到，梁、林在“框架結構”這一點上，將中國木構與西方現代主義建築兩大體系扭結在一起，體現出極其敏銳的觀察力和強大的思想整合能力。但同時，似乎也正是這種將兩大建築體系極端縮減的詮釋，把他們逼到一個邏輯難點上：中國木構和現代主義建築，都是框架結構無疑，而且二者都喜歡採用樑柱垂直正交的矩形框架（梁、林十分清楚：“中國匠師素不用三角形”）57—在這個層次上，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