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曆史學家曼納基（FriedrichMeinecke）指出，在人類思想史上，歷史主義導致相對主義，實為一把雙刃劍：它在為人們開啟一個全新的理解歷史的世界的同時，也在逐漸摧毀所有人性得以立足的穩定的價值和信念基礎—最終一切都會捲入相對主義的迷茫中。曼納基指出，針對歷史主義，通常有兩種“解毒劑”來對抗“相對主義毒素”：第一，將歷史中某個時期設為正規化，即“堅持將過去的某階段樹立為當下和所有歷史過程的標準”；第二，“飛向未來”，即“靠未來，而不是過去，人們得以追求一個目標和目的，以此賦予事物和行動以意義”。50

建築歷史學家柯洪（AlanColquhoun）為這兩種“解毒劑”提供過兩個建築案例，極有深意。對於後者—“飛向未來”，柯洪說，既然歷史主義的根本觀念之一是“發展”，那麼在建築中，這意味著在社會、技術發展的驅動下，建築師應該持續創造新形式，以體現“時代精神”。柯洪認為一批現代建築史家，如基迪恩、佩夫斯納（NikolausPevsner）、班漢姆（ReynerBanham）等，都在著作中極其強調建築先鋒派運動這方面的特徵。對於前者—將歷史某階段立為正規化，柯洪以19世紀的維奧雷—勒—杜為例。他說當歐洲歷史主義思想與浪漫主義文化運動聯手，徹底切斷了人們與古典建築的穩固聯絡後，哥特式進而被樹立為一種新正規化，因為它不僅承載著浪漫主義運動中的各種詩意聯想，還代表了一種區別於古典和現代社會的“有機社會”。在這種文化思潮中，維奧雷—勒—杜19世紀中後期的工作極為重要，他激進地扭轉了法國“結構理性主義”的總體取向，將建築文化的重心—不管是從結構上還是美學上，都極大地向哥特式偏移。在他的筆下，哥特式建築是一個建立在結構和功能理性原則上的有機體系，其中每一個構件、每一種美學表達，都有其明確的結構和功能作用。維奧雷—勒—杜以一種極端立場，將哥特式建築縮減為一套理性原則，塑造成一個理論正規化（圖9）。51

第31節：

在我看來，柯洪的建築案例，有意思之處還在於，它們反過來說明曼納基的兩種“解毒劑”之間並不一定是截然分開的。就拿維奧雷—勒—杜而言，他將哥特式樹為正規化，實際上是將它總結為一個實用的規則和模式，可為當代建築實踐運用。維奧雷—勒—杜認為：與希臘和羅馬建築靠建築實體傳遞荷載有本質不同，哥特建築透過結構網路—一個由尖券、肋拱和飛扶壁等各種斜向支撐構件組成的、連續的三角形構架網路，將建築荷載從上部平滑地傳到地面。如果當代建築師理解哥特的本質，那麼他們在使用新材料鑄鐵時，就不應模仿石造哥特建築的外形，而是利用鑄鐵的新效能，以全新的三角形空間網路來對哥特原則進行現代詮釋—維奧雷—勒—杜的構想，實際上預見了20世紀中期空間網架的出現（圖10）。換句話說，維奧雷—勒—杜在將歷史樹為正規化的同時，也為“飛向未來”建立了起點。在這點上，我認為林徽因和梁思成對中國木結構的理論構築，與之極其相似，我後面再探討。維奧雷—勒—杜在布雜學院講課時，因其極端言論和古怪美學被轟下臺。但他關於結構和功能的前瞻性理論，對布雜思想的演變和現代主義建築的興起，產生了極深刻的影響。￣米￣花￣書￣庫￣&nbsp；www。7mihua。com

維奧雷—勒—杜思想的直接傳承者之一是舒瓦西（AugusteChoisy）。1899年，舒瓦西的《建築史》（Histoiredelarchiteture）以結構—功能理性原則考察世界各大建築體系，追溯它們如何在自己的地理、物質條件下，達到材料、結構、建造和功能的高度綜合，如何又在後來因過度追求形式變化而脫離理性的本源，導致建築文化的衰落。已在法國持續發展了兩個世紀的“希臘—哥特綜合”理想，在舒瓦西的書中得到進一步發展：該書以極大篇幅討論希臘和哥特建築。舒瓦西獨創的仰視軸測圖（對AugustePerret、柯布西耶和路易斯康產生巨大影響），將迪朗的型別學平面和維奧雷—勒—杜的結構理性主義結合起來（圖11）。而且，圖中將建築體量描繪成均質材料堆積起來的實體，再配合獨立、空透的柱子支撐，在概念上將希臘的實體塑造與哥特的框架結構緊密結合起來。52

總之，從17世紀晚期的佩羅和18世紀中期的洛吉耶長老，到19世紀中期的維奧雷—勒—杜和19世紀晚期的舒瓦西，法國的結構理性主義思想，持續在哥特結構和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