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有結構體系和形式美學的雙重共通之處；但是，不同的建築材料，卻可能導致結構效能的根本不同。中國木構矩形框架的節點，為木構件榫卯而成，多為柔性鉸接（尤其是柱頭與屋架相接的斗栱部分），其框架在整體結構上是不穩定的（不像維奧雷—勒—杜總結的哥特三角形構架）。而鋼筋混凝土矩形框架的節點是整澆出來的剛節點，這保證了框架各杆件可在三維中均質伸展，實現現代建築的靈活的空間和體量塑造。梁、林沒有進一步討論的是，如果按他們的設想，將中國木結構框架“變更建築材料”為鋼筋混凝土框架，那麼新建築，在哪個層次的定義上，仍能被稱為“中國建築”？令人無限惋惜的是，二人沒有得到足夠機會，對這個問題進行深入探索。

維奧雷—勒—杜和梁、林還有一個細節上的差異，意義卻十分重大。維奧雷—勒—杜為考察哥特式結構體系的演變，選取飛扶壁為關鍵構件，以此觀察到哥特結構體系在逐漸進化中，越來越輕靈空透，顯示出中世紀匠人結構知識和建造技巧的增加（圖17）。而也正是這種石結構效能不斷最佳化，結構杆件越來越輕巧細長的趨勢，最終催生了輕靈通透的現代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得以容納靈活的平面佈置和動態的現代生活。梁思成及其同仁考察中國木結構體系演變時，選取斗栱為關鍵構件，他們觀察的重點不是結構如何逐漸最佳化（據他們觀察，中國木結構也沒有呈現出這種趨勢），而是結構和美學之間有機結合程度的高低。他們一方面讚揚中國木結構主體框架輕靈空透，平面靈活；但另一方面在讀解斗栱上，由於極其強調斗栱扮演結構角色的價值，因而在美學上似乎與維奧雷—勒—杜恰恰相反：維奧雷—勒—杜欣賞哥特石構飛扶壁的輕靈空透，梁思成推崇中國木構斗栱的雄壯豪勁（圖18）。我們知道，梁心中的中國建築最高境界在唐朝“豪勁時期”，他反覆讚美佛光寺斗栱的壯碩，而斥責“自宋而後，中國建築的結構，盛極而衰，頹侈的現象已發現了”，斗栱也隨著衰落：

在外觀上是由大而小，由雄壯而纖巧；在結構上是由簡而繁，由機能的而裝飾的，一天天的演化，到今日而達最低的境界，再退一步，中國建築便將失去它一切的美德，而成為一種純形式上的名稱了。58

第33節：

然而，梁這對豪勁斗栱的推崇，在多大程度上源於“結構理性”，又在多大程度上基於一種“文化表現主義”？清紫禁城中的宮殿，以粗大的樑柱實現了巨大的結構跨度，被梁視為“衰老羈直”；但對其他人來說，卻有可能顯示出清匠師的結構知識和建造技巧，相比唐宋，實際上是進步了。斗栱在立面上比例的縮小，補間鋪作變密，構件變得細小，甚至“淪為”純裝飾物，也許恰恰是因為匠師意識到，要形成穩定的框架和出挑屋簷，像唐構那樣用“壯碩”的斗栱並不是最有效的手段，反不如加強梁柱剛接和直接出挑梁頭和椽子，更能保證結構強度。在這點上，漢寶德的判斷更為極端：斗栱在起源時本不起本質的結構作用，最多起構造作用。而在中國建築史中很多時期，它的角色在結構構件和裝飾構件之間曖昧不清。自明開始，斗栱越來越明確地成為視覺上的裝飾符號，“可以說後代的匠師終於明白斗栱是裝飾性的，原沒有壯大疎朗的必要”。59↙米↙花↙書↙庫↙&nbsp；www。7mihua。com

我們還是得回到1930—1940年代那個語境，從民族主義文化心理上理解梁思成及其同仁的結構—審美判斷。梁心目中中國歷史的最輝煌階段是唐，而“豪勁”的唐構正是對那個盛世的有機建築表現（圖19）。要在當代振興中國建築文化，實現現代轉型—這兩個目的在梁思成的史學中合為一體—則必須要復興唐朝那種“豪勁”的建築文化表現。賴德霖曾對梁的“豪勁”文化情結有精彩論述：“豪勁”同指體魄雄強和精神閎放。它不僅指代一種藝術風格，也反映出中國知識精英對於現代民族國家發展和建設所持的理念。它既表現在中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新興的書法和繪畫等藝術運動裡，也體現在民國時期尚武和熱衷體育的社會生活中。我這裡僅抄錄一段他文中引述的國民黨元老戴季陶在1930年全國運動會上，鼓勵公民勤於體育鍛煉的講話。值得注意的是，在戴的講話中，公民的堅實體魄和強健精神，與民族國家的強盛息息相關，而“強梁無畏”和“基礎鞏固”—這兩個“豪勁”建築構件的隱喻，成為聯結各項因素的關鍵詞：

鍛鍊堅實之體質，養成強健之精神。疾厄不侵，乃為真自由；強梁無畏，乃為真平等。強父必無弱男，優生所以淑種，則民種強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