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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節：

雲岡石窟所表現的建築式樣，大部為中國固有的方式，並未受外來多少影響，不但如此，且使外來物同化於中國在結構原則上，雲岡石刻中的中國建築，確是明顯表示其應用構架原則的。構架上主要部分，如支座、闌額、斗栱、椽瓦、簷脊等，一一均應用如後代；其形式且均為後代同樣部分的初型無疑。所以可以證明，在結構根本原則及形式上，中國建築二千年來保持其獨立性，不曾被外來影響所動搖。所謂受印度希臘影響者，實僅限於裝飾雕刻兩方面的。17

這裡顯示出梁及其同仁“反推歷史”做法的一些問題。首先，僅僅選擇關注雲岡石窟中所表現的北魏建築中的“中國木結構”特徵，而把諸多外來建築特徵，如印度的窣堵坡和圓拱、希臘的柱頭和基座，當作附屬、裝飾性的細節，本身就有點“迴圈論證”之嫌—把想要的結論當作原因，來解釋結論本身。還有，即使雲岡石窟表明，唐宋的“木結構體系”，在北魏已經被廣泛運用，它並不能自動證明以下兩點。u米u花u書u庫u&nbsp；http：//www。7mihua。com

第一，石刻中對建築的藝術性再現，不是建築表現本身。我們很難從中得出一個明確結論，石刻對斗栱和樑柱的豐富表現中，哪些指代建築的結構構件，哪些指代純粹裝飾物。換句話說，石刻無法從根本上證明梁及其同仁用“結構理性主義”觀念構築起來的“中國木結構體系”，即美學與結構的高度統一。臺灣的漢寶德先生後來就指出：雲岡石窟中處處可見的“一斗三升、人字補間”斗栱，其中有一類呈裝飾帶狀，還時常與宗教性裝飾紋樣糾結在一起，“顯然不能表示任何結構的意義”；而另一類，看似成為柱頭的有機部分，大致與唐代斗栱相接，但仔細推敲下來，它們也“沒有結構的意義，甚至失去了兩漢時代斗栱的意義，而為裝飾性的，也許是宗教性意義”。18第二，唐宋的“中國木結構體系”，能在北魏石刻中找到其“正宗”起源，並不說明北魏石刻所表現的木結構特徵，其本身起源於中國本土，即我們無法直接得出梁的論斷“雲岡石窟所表現的建築樣式，大部為中國固有的方式”。再比如，漢寶德就對十二窟中一斗三升斗栱的形象採用了馬來西亞的獅身像，產生疑問：這是一種中、西合璧的早期例子，還是一斗三升實際上起源於亞述獅身像柱頭？19

如果說，不管怎樣，雲岡石窟中的石刻表現素材足夠豐富，每個人都可根據自己的立場，從中開啟各種問題，或找到想要的證據，那麼當梁及其同仁，要再進一步往更久遠的歷史反推，史料傳遞的資訊越來越少，越來越片段化時，他們對中國建築體系的存在和演變的證明就越難，他們主觀推想的成分也就越大。這個矛盾集中體現在當梁思成企圖回推到中國建築史的“原點”—上古起源時。

1930年代，傅斯年和李濟領導的史語所對安陽殷墟的考古發掘，透過大量實物史料，把中國的信史上推到商代，也為進一步探究中華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有利線索。殷墟發掘出的眾多文物中，有宮殿和墓葬遺址，其中就有最古老的中國房屋遺址。1935年梁思成隨其弟梁思永一起去安陽參觀了考古現場。梁思成看到建築遺址有些夯土臺基，其上規則地放置些未加工的礫石，其較平的一面上覆有青銅圓盤，圓盤上殘留有炭化的木材—這似乎意味著它們是木柱的下端，它們曾支撐過上面的建築。這成為梁追溯中國建築上古起源的唯一實物史料。他在1946年的《影象中國建築史》關於中國建築的“起源”中，非常明確地把它當作“中國木結構體系”的開端。他判斷的語氣顯得有些急切：

第2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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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柱礎的佈置方式證明當時就已存在著一種定型，一個偉大的民族及其文明從此註定要在其庇護之下生存，直到今天。20

梁思成接下來對這種“定型”的闡述，讀起來更像是對他的“中國建築體系”的理論宣言，而不是歷史考證：

這種結構體系的特徵包括：一個高起的臺基，作為以木構樑柱為骨架的建築物的基座，再支撐一個外簷伸出的坡形屋頂。這種骨架式的構造使人們可以完全不受約束地築牆和開窗。從熱帶的印支半島到亞寒帶的東北三省，人們只需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