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推斷日本建築之美源於希臘，與歐洲之美同源同種（圖2）。長期以來，日本學者們普遍認為日本傳統建築受大海阻隔，其源頭是不同於歐洲的“低劣”文化。而在伊東筆下，法隆寺剎那間成為一個輝煌典範：它既是世界最古木構，又源自“高尚的”古希臘—可想而知這對當時日本文化界中的民族主義情感是多大的激勵。6

為證實這推斷，伊東於1902年3月到1905年6月，進行了橫穿歐亞大陸的“尋根”之旅。以往歐洲學者進行亞洲建築史研究都是由西往東，最遠只是考察到文化如何經印度傳到中國。而伊東要連線日本和希臘，則必須由東向西進行“回溯性”考察。他於1902年盛夏從北京出發，去河北、山西，折回北京後再啟程，經河北、河南，西行到西安、成都和重慶，再到湖北、湖南。1902年底，在驢背上、船艙裡搖晃了100多天的伊東到了貴陽、雲南，再去緬甸和印度。他花了一年時間探訪了印度全境內的佛教遺蹟，然後乘船到地中海，進入土耳其、希臘、埃及、耶路撒冷，最後經小亞細亞從土耳其回國，整整花了三年多時間。7

伊東的三年漫遊中，最令他興奮的發現是大同雲岡石窟。在那裡他看到了古希臘、羅馬柱式，印度窣堵坡和飾帶，還看到其飛天與法隆寺的酷似，其曲線、色彩，特別是雕刻的斗栱之間的人字栱幾乎完全一樣。在雲岡石窟，伊東確實找到了希臘、羅馬文化借佛教傳播到中國的證據，以及與日本建築的聯絡。8

第21節：

但綜合他的三年世界考察，伊東也意識到，從大的建築體系上，他的“日本建築源於希臘”假說並不成立，日本建築之根應該主要在中國。於是，他重新提出三大文明圈的世界建築體系構想，形象地畫出一個“建築之水紋”圖（圖3）。一個建築體系一旦形成，如同投石在水中產生的圓圈水紋。大大小小的水紋各自向外擴散，與其他水紋相碰撞、重疊或抵消。9在伊東的圖中，世界建築共有三大圈：古代系、西洋系和東洋系。古代系內部包括古埃及、波斯、猶太和腓尼基等建築分系；西洋系包括希臘—羅馬、文藝復興、哥特式、羅馬風和拜占庭等分系；東洋系內部包括中華系、印度系、回教系三個分系。如果說在弗萊徹爾的“建築之樹”圖中，歐美建築的歷史發展被置於世界建築的主幹，那麼在伊東的“建築水紋”圖中，它不過是世界建築“三足鼎立”格局中的一足而已。伊東對世界建築體系的“重新佈局”，向“西方中心論”提出了有力挑戰。更有趣的是，伊東在西洋系中，將當時正在興盛的新藝術運動和美國建築畫成兩個正在“溢位”西洋系邊界的虛線圈，顯示出二者進一步進化、超越的趨勢。同樣，伊東也把日本建築畫成一個虛線圈，它約3/8部分與中華系重疊，約1/8與印度系重疊，將近一半“溢位”東洋系邊界。這顯示出伊東作為一個日本學者的民族主義史學動機：他不光要為日本傳統建築正其本源和繪其演變，還期待著促進日本建築繼續向前、向外進化。1米1花1書1庫1&nbsp；__

伊東忠太研究中國建築的本意是確定日本建築的起源，卻也開闢了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建築史的先河。1925年，他集二十餘年對中國建築的調查研究，出版了《支那建築史》。由於伊東主要關心的是中國建築對日本建築產生影響的時期，所以他書中對中國建築的論述只到南北朝。但是該書為中國建築史研究建立了一個全球視野和初步的理論及方法框架。尤其是伊東首次以大量實證材料將中國建築確立為一個獨立、穩定的本源性建築體系，這無疑為梁思成及營造學社同仁們自1931年展開他們自己的中國建築史研究，進一步佐證中國建築的本源性和體系性，提供了堅實基礎。

1930年6月18日，伊東忠太受朱啟鈐邀請，在營造學社成立大會上做了“支那建築之研究”演講。在演講中，他首先概述了《支那建築史》一書中對中國建築特徵的總結，然後談中國與外國建築之間的關係。伊東說，從上古至漢的西域諸國，到六朝時的波斯、印度、犍陀羅、回教及西藏，都對中國建築產生過影響。但各種外來因素，都最終融化於“支那風味”。在談到中國與日本建築的關係時，伊東以兩個例項說明：一是透過考察紫禁城，他確認了日本古代宮城建築的形制源自中國；二是在雲岡石窟中，他證實中國六朝藝術吸收了犍陀羅、印度和希臘的影響，並傳入日本，直接導致了日本飛鳥建築樣式，如法隆寺。伊東稱自己發現雲岡石窟，“於日本建築史上，遽得一大光明”。10

伊東接著建議中日兩國學者展開合作，共同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