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和修養：

設計人對於中國舊式建築，見得太少，對於舊法，未曾熟諗，猶如作文者讀書太少，寫字人未見過大家碑帖，所以縱使天韻高超，也未能成品。37

第28節：

梁再次回到西方，落足到現代主義建築—國際式上：

歐洲大戰以後，藝潮洶湧，一變從前盲目的以抄襲古典為能事的態度，承認機械及新材料在我們生活中已佔據了主要的地位。這個時代的藝術，如果故意的避免機械和新科學材料的應用，便是作偽，不真實，失卻反映時代的藝術的真正價值。所謂“國際式”建築，名目雖然籠統，其精神觀念，卻是極誠實的；在這種觀念上努力嘗試誠樸合理的科學結構，其結果便產生了近來風行歐美的“國際式”新建築。其最顯著的特徵，便是由科學結構形成其合理的外表。38

國際式已經傳到中國的通商口岸，建築師或營造廠都“全在抄襲或模仿那種形式”：

但是對於新建築有真正認識的人，都應知道現代最新的構架法，與中國固有建築的構架法，所用材料雖不同，基本原則卻一樣—都是先立骨架，次加牆壁的。因為原則的相同，“國際式”建築有許多部分便酷類中國（或東方）形式。這並不是他們故意抄襲我們的形式，乃因結構使然。同時我們若是回顧到我們古代遺物，它們的每個部分莫不是內部結構坦率的表現，正合乎今日建築設計人所崇尚的途徑。39、米、花、書、庫、&nbsp；http：//__

在梁看來，當前中國有希望催生出一個“建築因新科學，材料，結構，而又強旺更生的時期”，也有希望催生出一種新型建築師，一種具有形式自覺、歷史自覺、民族文化自覺，又勇於創新的中國現代建築師：

我們這個時期，也是中國新建築師產生的時期，他們自己在文化上的地位是他們自己所知道的。他們對於他們的工作是依其意向而計劃的；他們並不像古代的匠師，盲目的在海中飄泊。他們自己把定了舵向；向著一定的目標走。我希望他們認清目標，共同努力的為中國創造新建築，不宜再走外國人摹仿中國式樣的路；應該認真的研究瞭解中國建築的構架，組織，及各部做法權衡等，始不至落抄襲外表皮毛之譏。40

在這批新型建築師的“航行”中，歷史研究可起導航作用—這正是梁及其學生劉致平在1935至1937年間，整理十卷本中國古建築細部做法的《建築設計參考圖集》的目的：

創造新的既須要對於舊的有認識；他們需要參考資料，猶如航海人需要地圖一樣，而近幾年來中國營造學社蒐集的建築照片已有數千，我覺得我們這許多材料，好比是測量好的海道地圖，可以幫助創造的建築師們，定他們的航線，可以幫助他們對於中國古建築得一個較真切較親密的認識。41

梁的《序》絕對是大手筆之作。他以恢弘的視野概括了整個西方和中國建築史的演變，在結尾處以一點—當下的“國際式”與中國傳統建築在框架結構體系上有共通之處—將這兩大歷史脈絡一下子扭結在一起，而正是這一點賦予他們正在展開的中國古建築研究極強的當下意義。

我已多次提到，梁在寫作中反覆將中國木結構框架體系與西方哥特式與現代鋼筋混凝土和鋼框架結構類比，但他卻從未正面闡述哥特式與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之間的關係。要充分了解和評估梁的工作，我們還有必要跳到西方建築史那一邊，對這一線索稍作梳理。42

第29節：三、法國結構理性主義：從“希臘—哥特綜合”到現代主義

三、法國結構理性主義：從“希臘—哥特綜合”到現代主義

“結構理性主義”作為一種建築思想，與“歷史主義”作為一種歷史哲學，都起源於17世紀的歐洲，到18世紀形成完備的理論。二者的發展又是密切相關的。在17世紀歐洲實證科學發展的影響下，新興的歷史主義思想不再相信古典、神學等價值的永恆性，轉而認為價值隨著歷史演變而變化。在建築界，法國建築師和理論家克勞德佩羅（ClaudePerrault）最先挑戰古典建築法則。他在1683年指出建築之美中含有“任意”成分，取決於當下特定的社會習俗，並不遵循絕對不變的古典柱式法則。43

18世紀初到中期，一批法國理論家，如米歇爾德弗萊明（MicheldeFrémin）和考德美長老（AbbédeCordemoy）意識到，自文藝復興以來歐洲建築師們一直鄙視的哥特式建築，其實在框架結構體系上擁有巨大的優越性。而在形式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