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仍由衷推崇簡潔、清晰的古希臘建築的形體之美。他們開始在理論上努力構築一種“希臘—哥特綜合”（Greco…Gothicsynthesis）的建築原型，其理想是綜合哥特式的結構特長和希臘建築的幾何美，讓新建築既有哥特式的高聳和空透，又有古希臘建築的方整和簡潔。在設計手段上，他們倡導使用“釋放、分離”（dégagement）—將建築中各構件彼此分開，以清晰地表達各自的功能和形式（如將柱子從牆體中獨立出來，變成獨立支柱）。在形式上，他們鍾情於希臘神廟門廊中水平梁和垂直柱正交的框架形式，矩形的建築體量、牆體（牆面光滑、極少裝飾）和開口，以及三角形坡屋頂和山牆等幾何之美。1753年，洛吉耶長老（AbbéLaugier）在《論建築》（AnEssayonArchitecture）中，對“希臘—哥特綜合”的理想進行了系統闡述。正如梁思成期待殷墟體現他理想中“中國木構體系”的起源，洛吉耶也用寓言文體，為“希臘—哥特綜合”理想構築起一種“木構自然起源說”（圖5）。他聲稱他所提倡的形式，最初源於原始人為遮風避雨，用樹木搭建起來的“原始窩棚”（primitivehut）。它是最自然、必要的建築形式，因而也是最合理、最美的—這些構成了法國“結構理性主義”的思想和美學基礎。44↖米↖花↖書↖庫↖&nbsp；www。7mihua。com

人們可以爭辯，法國建築師熱衷的獨立支柱、橫平豎直的古典框架美學，其幾何形式或許看起來“理性”，其實不過是一種“文化表現主義”：從結構科學上說，古希臘建築門廊中兩根柱子之間的水平梁，只由一塊完整、韌性好的大理石承擔，致使柱跨受到極大限制。其建築內部還需大量實體石牆支撐，才能保證整體結構剛度。而在當代歐洲其他國家，只產小塊、易碎的石塊，且要砌築起巨大的結構跨度，實現空透的空間，卻仍要追求水平橫樑形式，實為“非理性”。1756年，義大利的建築畫家皮拉內西（GiovanniBattistaPiranesi）在一幅蝕刻畫中，就嘲笑洛吉耶的“希臘—哥特綜合”的“木構自然起源說”不成立：真正合理的木結構不應是垂直正交的框架，而是三角形構架（圖6）。451872年，法國建築理論家維奧雷—勒—杜（EugèneEmmanuelViollet…le…Duc）則提出，原始人從最基本功能出發，修建的木構窩棚，應該是圓形尖頂構架，更接近哥特式的尖券（圖7）。46總之，不同的理論家，即使基於類似的“結構—功能理性”，因所持文化標準不同，也會做出迥異的推論。47

但不管法國“結構理性主義”實際上是多麼源於社會文化習俗（即佩羅“任意的美”），而不是科學意義上的“結構理性”，它幾近偏執的“審美主導”卻推動了建築技術的革命性發展。1665年，佩羅在修建盧浮宮的東立面時，用鑄鐵筋穿入石塊內部，將它們捆紮在一起，形成石塊內部的應力網路，實現了比古希臘柱廊高度和跨度大得多的獨立柱廊，既取得了哥特式的高聳、空透，又維持了古希臘水平橫樑加垂直立柱的正交幾何美學（圖8）。佩羅這種石塊內部加鑄鐵筋，以形成一種受壓、抗拉俱佳的混合材料的做法，實際上就是兩百多年後發明的鋼筋混凝土（reinforcedconcrete）的前身。在設計探索和形式理論的推動下，再借助於迅猛發展的結構和材料科學，法國的“希臘—哥特綜合”理想在18世紀促成了一批重要建築物的實現，以巴黎的聖日內維耶大教堂（Ste…Geneviève）為代表。

第30節：

值得一提的是，到了18世紀末期，與強調結構的結構理性主義相對，法國建築還發展出另一個強調形式幾何學的“理性主義”思想，以迪朗（Jean…Nicolas…LouisDurand）的型別學為代表。法國大革命催生出大量新型建築型別和功能。為適應社會需求，在建築教育中增強實用性和經濟性，迪朗在幾何形式上大大簡化了古典建築語言，將它在平、立、剖面圖上體系化、模數化，使得建築師可以針對特定專案，迅速從“手冊”上選取“型別”，靈活組合—這做法對19世紀建築風格的折衷主義濫觴起到推動作用，也成為20世紀現代建築追求標準化和模數化的前身。結構理性主義與型別學理性主義，二者之間雖有很強的張力—前者重視結構，後者重視幾何，但時常交織在一起。它們構成18世紀晚期和19世紀布雜學院（écoledesBeaux…Arts，巴黎美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