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又一次浮出地面。

鄭州商城的發現

同世界上許多偉大發現一樣，鄭州商城的最初發現也帶有一定的偶然性和戲劇性。

1950年，剛剛從戰爭的硝煙和炮火中擺脫出來的鄭州人民，又開始在廢墟上建造新的家園。此時，鄭州南小街小學一位叫韓維周的教師，於教課之餘，經常到舊城四周新開挖的工地邊轉悠，目的是尋找地下出土的古物。當然，他尋找古物不是要做古董商，而是為了收藏和研究。韓維周原為河南鞏縣馬峪溝村人，自幼對古器物頗感興趣，早年曾作為一名技工參加過安陽殷墟的發掘，並隨考古人員學到了一些考古和文物保護知識。抗戰期間在村小學任教，抗戰勝利後到縣政府任參議，後到鄭州南小街小學任教。他一度出任過河南省古蹟研究會會員、鄭州文物保護委員會委員等，對文物有一定的鑑賞力和研究能力。正是基於這樣的條件和職責，才使他下課之後，總是到離學校不遠的舊城施工工地轉上幾圈，看有沒有文物出土。也就在這段時間裡，他發現了許多以前未曾見過的陶片，尤其在鄭州菸廠工地，發現了大量成堆的陶片和器物。韓維周將這些陶片和器物收集起來，經初步分析研究，認為器物和陶片的出土地點可能是一個商代的遺存。如果真是商代的遺存，那就非同一般，說不定會產生第二個安陽殷墟。想到這裡，韓維周便向剛剛成立的河南省文管會（時在開封）作了書面彙報。

河南省文管會接到報告後，迅速派出安金槐、趙金嘏、裴明相等三位專職文物幹部赴鄭州調查。當三人來到韓維周的住室時，只見滿屋都擺著各種各樣的陶片，活像個陶片博物館。韓維周的見識和對文物保護事業的責任感，一時讓三人大為感動。

調查結果表明，鄭州二里崗與南關外一帶確實是一處商代遺址。為了做到更有把握，他們分別把調查情況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與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並請派專業人員前來複查。文物局和考古所接到報告後，先後派專家到鄭州作了實地考察，進一步證明二里崗一帶的遺蹟是一處很重要的商代遺址，並認為這是河南甚至是整個中原地區繼安陽殷墟之後，發現的又一處商代遺址，而且可能是比安陽殷墟更早的商代前期遺址。由此，鄭州商代遺址的發現很快引起了國內文物考古界的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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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在新世紀的光照裡（6）

1952年秋，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合舉辦的全國第一屆考古人員訓練班，經過在北京大學進行考古知識學習之後，即到鄭州進行田野考古發掘實習。在著名考古學家郭寶鈞等人的帶領下，訓練班學員以二里崗為重點，拉開了對鄭州商代遺址考古發掘的序幕。

為配合鄭州城市基本建設，做好文物保護、考古發掘工作，河南省文管會於1953年成立了鄭州市文物工作組，由安金槐任組長，具體負責管理、組織鄭州商代遺址的考古調查與發掘事宜。透過1953年至1954年對鄭州二里崗一帶商代遺址的發掘，根據出土的主要陶器形制特徵，清楚地判斷出鄭二里崗的商代陶器稍早於河南安陽殷墟商代晚期。為了便於把鄭州二里崗商代遺址與安陽殷墟商代晚期遺址有所區別，考古人員即把鄭州商代遺址的時代以最早發現地與發掘地的二里崗命名為“鄭州商代二里崗期”，並依據鄭州二里崗商代遺址的上下地層疊壓關係和上下層內包含主要陶器特徵的明顯變化，在時代上又區分為上、下兩大層，即“商代二里崗期下層”和“商代二里崗期上層”兩期，從而使鄭州商代二里崗期遺址成為衡量商代前期文化的一把標尺，併為此後在全國各地商代考古學所應用。

1954年至1955年春，由安金槐任考古隊長的工作人員，在鄭州舊城內外相繼發現了大面積的商代二里崗期遺址，並有一部分相當於夏代或商代前期偏早階段的鄭州洛達廟型別遺址（相當於後來發現的“二里頭文化遺址”）和相當於安陽殷墟商代晚期的鄭州商代人民公園期遺址。透過發掘，弄清了三者的早晚層次相疊壓的地層關係，從而為證明鄭州商代二里崗期遺址早於安陽殷墟商代晚期遺址，而又略晚於洛達廟文化遺址提供了地層學依據。

與此同時，在鄭州商代遺址中，還相繼發現了商代二里崗期的鑄造青銅器、燒製陶器和製作骨器的各種作坊遺址。從遺址出土的陶製品種來看，這兩處鑄銅作坊之間似乎已有所分工。此外，還出土了一片類似安陽殷墟甲骨文的所謂“習刻文字”。這些商代二里崗期遺蹟與遺物的發現，對研究鄭州商代遺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