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質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1955年秋天，鄭州市城市建設局在鄭州商代遺址東北部的白家莊一帶挖掘壕溝、鋪設地下排水管道工程中，發現了一片堅硬的夯土層和許多陶片。河南省文物工作隊第一隊得知後，立即派安金槐前往進行考古調查。透過實地發掘，在小墓中出土了許多商代二里崗期的陶器、骨器、石器等遺物。由此可見，這裡發現的夯土時代不會晚於商代二里崗期。從夯土層內包含的陶片等遺物來看，沒有發現比商代二里崗期時代再晚的遺物。以此證明，這裡發現的夯土層應是屬於商代二里崗期。

考古人員開始根據商代夯土的邊沿繼續向夯土周圍進行地下考古鑽探。透過鑽探得知，這一商代夯土層，其南、北都已到了夯土邊沿，寬20多米；而夯土層的東、西兩側則一直延伸著，始終找不到邊緣。繼續鑽探至1955年冬，已鑽探出商代夯土東西長約100多米，其東、西兩端仍繼續在延伸著。這時，安金槐與他的同事才意識到這裡發現的延續如此之長的商代夯土，已不可能是商代大墓中填打的夯土了。又經過近半年的追蹤鑽探，安金槐等考古人員驚奇地發現，在鄭州已發現的商代夯土層構成的南北長約2000米、東西寬約1700餘米、略呈南北縱長方形的夯土遺址，原來是一座古老的城垣！

從鑽探的整個情況看，鄭州商代夯土城垣遺址圍鄭州一圈，全長6960米，包含範圍比鄭州舊城還大三分之一。這個發現立即引起了國內考古界的高度重視，因為它是當時中國考古工作中發現的最早的一座商代城垣遺址。由於已被國內外考古界與歷史界所公認的商代晚期都城遺址的安陽殷墟一直沒有發現夯土城垣遺址，這次突然在比安陽殷墟還要早的鄭州商代前期的遺址中發現了一座規模巨大的商代夯土城垣遺址，讓人感到大為振奮。從1973年春季起，他們開始在商城內進行全面的考古鑽探調查與試掘，以尋找商代宮殿建築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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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在新世紀的光照裡（7）

透過兩年多的地下考古鑽探與試掘，在這一帶東西長800餘米、南北寬500餘米、面積約40萬平方米範圍內，較普遍地發現了範圍大小不同的商代夯土基址建築遺存。稍後，又發掘出許多座商代二里崗期的大型宮殿夯土基址。除此之外，在鄭州商城內外的發掘中，還發掘出一部分商代祭祀場地和祭祀後的窖藏禮器坑，並在窖藏坑內出土了許多珍貴的青銅禮器。

鑑於鄭州商代二里崗期遺址的規模宏大，各種遺蹟與遺物的內涵豐富，多數學者認為，鄭州商城遺址有可能是商代前期的一座都城遺址。至於是商代前期的哪座都城遺址，在考古界一直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如以安金槐為代表的考古學家認為是商代中期“帝中丁遷於隞（或囂）”的隞都遺址，而以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鄒衡為代表的考古學家則認為是商代第一個王“商湯建都於亳”的亳都遺址。但無論爭論雙方孰是孰非，就鄭州商城的發現而言，無疑是新中國考古工作中最重大的發現之一。由於這個發現第一次找到了盤庚遷殷之前的商代都邑，填補了商代中期文化的歷史空白，為早商文化和夏文化的探索開拓了視野和思路，也為後來的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起了極其重大的作用。誠如著名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唐蘭所言：“它的發現的重要意義，是為我們提供了一把鑰匙，來開啟研究商代前期以及夏王朝歷史文化的大門，開拓了我們的眼界。在這個意義上，它比安陽殷墟的發現是更上一層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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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在夏文化迷宮中穿行（1）

曙光初露

當1928年安陽殷墟的考古發掘開始之後，根據考古學的地層學原理和同層出土的甲骨文及其他商代器物，連同後來發現的商代宮殿基址和陵墓等各種文化遺蹟推斷，殷墟在考古學上作為商文化已成定論。既然商文化如此豐富厚重，那麼文獻記載中的夏文化是否也可以透過考古學找到呢？隨著學者們對古史信心的不斷增強，對於夏文化的探索也在學術界從幾個方面開始興起。就在這個歷史轉折點了，一個在中國考古史上無法迴避的人物，為夏文化的實質性探索揭開了輝煌的一頁，這個人就是傑出的古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徐旭生。

徐旭生在仔細研究有關夏代先秦文獻的基礎上，認為尋找夏文化的重點應放在豫西和晉西南兩個地區。為了讓這個理論得到事實的驗證，1959年春夏之交，已是72歲高齡的他不顧年老體衰，帶著助手親赴豫西對文獻記載中的“夏墟”展開調查。就在這次行動中，徐旭生分別對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