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一龍山文化一商文化三疊層按先後存在的時間順序劃分的科學依據。後崗三疊層的劃分，成功地構築了中國古文明發展史的基本時間框架，並使乾涸的歷史長河重新流動起來。正如李濟所言：城子崖的發掘使“小屯與仰韶的關係問題，漸次擴大為小屯、仰韶與龍山（城子崖）的關係問題”。而後崗三疊層的發現與確認，“證明殷商文化就建築在城子崖式的黑陶文化之上”。

由於受當時條件的侷限，梁思永提出的仰韶一龍山一商文化的承接性歷史框架，在解決了中國文明史重大舊問題的同時，也留下了許多新的問題，其中最為明顯的是，這三個獨立的文化系統中間尚有大的缺環和空隙，而什麼樣的文化又能連線和填補這些缺環與空隙呢？

在1932年春進行的第六次殷墟發掘中，考古人員發現了殷墟宮殿基址，這個發現無疑較單純地發現甲骨更具科學考古的價值。因為有了宮殿就進一步證明殷墟作為都城的可能性。由此，從這次發掘開始，工作的重點由單純地尋求甲骨和器物漸漸轉變到揭示和研究這些宮殿基址上來。由於這些宮殿是在很長時期內陸續建造而成，舊的譭棄後新的又得以重建，前後交疊，已看不清原來佈局。隨著發掘探溝與探方的展開，殷墟的神秘面紗才被一層層揭開。

從1932年秋到1934年春，由李濟、董作賓、石璋如、郭寶鈞等學者，在殷墟進行了第七、八、九次發掘，這時考古學家的目光轉向洹河北岸侯家莊的西北崗，終於在這一帶找到了夢寐以求的王陵區，而商王陵之所在從未見諸記載。

1934年秋到1935年秋，由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十一、十二次發掘對已發現的王陵跡象緊追不捨，繼續擴大戰果。這時胸有成竹的考古學家們已經不再是區域性的試探，而是擁有了大面積揭露的膽魄，每天用工最多達到了500多人。他們一連發掘了10座王陵，以及王陵周圍的1200多座小墓和祭祀坑。這些大墓規模宏偉，雖經盜掘，但豐富的出土文物仍舉世震驚。

1936年，繼考古學家郭寶鈞主持的第十三次發掘之後，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四次發掘在尋求甲骨方面又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在著名的編號為127號的商代灰坑中，共發現帶字甲骨17096片，其中有300多塊是未破損的整版甲骨。這一重大發現令學者們欣喜若狂，不僅因為發現帶字甲骨數量驚人，更重要的在於整版甲骨往往刻有多組卜辭，這對於研究各組卜辭之間的區別與聯絡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甲骨出於同一坑中，說明相互之間有某種內在聯絡，比起零星出土的傳世甲骨殘片，在學術價值上顯然更高一籌。1937年春，考古學家石璋如主持了殷墟的第十五次發掘。到夏季，抗日戰爭爆發，殷墟發掘至此停止。

上述15次發掘共獲得甲骨24794片，雖然數量仍然和殷墟發掘前期流散於社會的不

第二章 在新世紀的光照裡（5）

能匹敵，但由於是科學發掘所獲，與前者相比就具有大不相同的價值。安陽殷墟所經歷的近9個年頭的發掘，完全是由中國考古學家按照科學的方法進行的。當時社會環境極不安定，土匪肆虐橫行，發掘工作時常需要武裝士兵的保護。在這樣艱難的條件下，殷墟發掘仍然取得了極為輝煌的成果，中國古史上偉大的商代文明由此顯耀於世，併為世人所廣泛矚目。

殷墟前15次發掘的資料於1949年大都運到了臺灣，從此殷墟的資料和研究人員天各一方，難以團聚。後來在臺灣的資料由李濟、董作賓、石璋如、高去尋等主持整理，先後出版了《小屯》、《侯家莊》等多卷本考古報告集。

從1950年開始，殷墟重新恢復了系統的科學發掘，著名考古學家郭寶鈞主持發掘了王陵區內著名的武官村大墓。隨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後劃歸中國社會科學院）於安陽建立了考古工作站。在30平方公里的殷墟保護區範圍內，田野考古勘探和發掘工作一直有計劃、有重點地進行，每隔幾年，便有新的成果出現。

殷墟從發掘之初，就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商代社會的存在和文化的高度繁盛。誠如李濟所言：“隨著安陽發現的公開，那些疑古派們也就不再發表某些最激烈的胡話了……安陽發掘的結果，使這一代的中國歷史學家對大量的早期文獻，特別是對司馬遷《史記》中資料的高度可靠性恢復了信心。在滿懷熱情和堅毅勇敢地從事任何這樣一種研究工作之前，恢復這種對歷史古籍的信心是必需的。”

或許，正是懷有這樣一種信心，商代前期的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