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當之大，各人的身份不同，犯同樣的法，處罰也各各有別。對待貴族官僚，更是賦予種種豁免特權。

三、法律的儒家化——禮法結合。

儒家的綱常名教作為一種特殊的法調整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所謂“德主刑輔”，“出禮入刑”便是封建法律的一大特點。董仲舒更是開創了　“經義決獄”的司法傳統，以《春秋》大義進行裁決，將儒家經典置於法律之上。傳統法律只涉及行政、刑事等公共事務，而民事方面則受傳統禮教風俗控制，沒有關於家庭、貿易的私法與民法。宋朝以後，家族法規、鄉規民約也成為國家法律的一種補充。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中說：“在中國人那裡，道德義務的本身，就是法律、規律、命令的規定。”

四、行政司法合一。中央司法機關不能獨立行使職權，只是皇帝的附庸；地方司法機關則由行政機關兼理，最高行政長官就是最高司法官，他們全都隸屬一人——封建帝王。

而西方現代民主法制的核心內容與原則是以權力制約權力，嚴格實行立法、司法、執法三權分立。現代法治與民主憲政相聯絡，在本質上反映社會公眾的意志而非個人或某些團體的意志，它是一切社會生活及公共權力的基礎。法律就是“上帝”，就是神意。它凌駕於一切之上，所有權力包括國家權力都置於法律的範圍之內，即使國王、總統、首相，都得受其制約，必須遵法守法，只能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行使職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沒有誰可以超越法律之上，也沒有誰擁有任何特權逃脫或減輕法律的裁決。其內部機制的重要特點就是法官終身任職、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力量干預、左右與影響；為確立司法公正與司法信任，司法機關在法律上享有絕對權威，而權力是否真正受到了法律約束，最終都要接受司法機關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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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封建人治的盛世之巔（12）

由此可見，中華法系歷史悠久，但並非嚴格意義的現代法治，其專制性、殘暴性、隨意性與封建政體相吻合，長期地施行著一種人治政治。

所謂人治，就是“為政在人”，主要依靠統治者的個人才識及人格感召力，人凌駕於法之上，沒有“人”這一先決條件，“法”就失去效用無從談起；使其政治理性化的唯一方式就是統治者個人的良心發現與自我約束，其統治方式以暴力強權為主、道德教化為輔。這種政治方式註定了政策的不連貫性及政權的不穩定性，這是中國封建社會週期性動盪的根源之所在。

異化，是人治政體下不可避免的一大特徵。人治模式中的官員是人民的統治者、支配者，具有管理、教化人民的職能。他們在行使職權的過程中，逐漸集名、利、權於一身，具有高於普通人的尊貴特權。官職成了一根閃閃發光的“魔杖”，擁有官職就意味著擁有一切。於是，一種以官為本、官賤民貴的社會群體心理——“官本位”就這樣形成了。官本位突出官權，貶低民權，以官為主，以民為僕，本末倒置，官位就這樣慢慢地異化了；而那些擁有官職者“一登龍門，身價十倍”，自我膨脹，對上則奴，對下則主，沒有人格的平等，被權力閹割，完全失去了“人味”。因此，人治模式下的人，都已異化得不成人樣，難以找到一個真正的、純粹的、大寫的人！

人治模式下，必須形成任人唯親、虛偽諂媚、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因循守舊、朋黨之爭、庸官當道、外戚專權、宦官為禍等諸多惡習與弊端。

與人治關係最密的，就是令封建皇帝最為頭疼的貪汙腐敗現象。歷代都有嚴厲懲治貪官的法律，朱元璋更是將那些被判死刑的貪官拉到每個府、州、縣設有的“皮場廟”去剝皮，並將剝下的皮填充稻草、石灰等物，然後掛在衙門的公座旁以儆效尤。可貪官們總是“前仆後繼”、屢禁不止，一個比一個更貪。根源就在於人治下的封建法律本身的缺陷——人民沒有法權。官場屬“黑箱”操作，政治不透明，只有自上而下的直線制約，沒有自下而上的普遍監督。民眾除了嘆息、旁觀、祈禱而外，對貪官無可奈何，也就難怪清官意識在廣大民間上升為某種類似宗教的虔誠崇拜了。

人治是中國古代社會所特有的一種政治現象，它不僅僅是一種政治思想，也不僅僅是一種政治制度，而是長期積澱形成的歷史傳統。

中國古代文明是以自然經濟為主的農業文明，農民以家庭為單位，從事個體生產與經營活動。這種經濟的長期延續，一方面由於生產力水平的制　約，從春秋戰國到清朝末年，鐵器始終是農村主要的生產工具；另一方面，封建統治者人為地製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