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兩者之間的對應關係。由此看來，若說董仲舒改造後的儒家沒有形而上的思辨色彩，似乎多少有點冤枉了他。只是他的這種宇宙論模式完全是為政治服務的，比如他將天人感應、陰陽相剋用於求雨止雨，以《春秋》推導災異之變。發展到後來，經學中的神學因素與讖諱迷信相結合，成為兩漢之際的一股思想濁流。這種與宗教巫術類似的畸變思想，其實質就是一種拙劣的騙術，它造成了中國文化史上極大的迷誤。而始作俑者就是董仲舒，這種發展的結果恐怕是他本人也沒有想到的。

二、平均主義。這與董仲舒的中和之理、陰陽平衡密切相關，他認為社會的###之源就是貧富不均，兩極分化，因此，治亂之本就在於調整平均，縮小貧富差別。然而，他的這種平均只是經濟的平均，與社會文化無關，他一再強調人們的地位應有所區別，貴賤應有不同的等級，服裝應有區別的標誌，朝廷應有不同的座位，民間應有尊卑老幼的順序。如果形成規定，就有章可循，各就各位，不會競爭，更不會鬧出亂子。孔子曾說過“不患寡而患不均”，而董仲舒第一次將這種思想形成具體化的措施獻給帝王，成為實施的制度。於是，劫貧濟富、平均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