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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三品論。董仲舒將人性分為上中下三等，即所謂的聖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他的三性說對後代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逐漸演變為“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在南宋朱熹手中又變成了“天理”與“人慾”的關係。宋明理學家的“存天理，滅人慾”，便可在董仲舒身上找到清晰的發展脈絡。

四、義重於利。董仲舒提出了一個他認為具有普遍意義的原理，那就是“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這一思想為歷代儒者所推崇，朱熹曾將這兩句寫入《白鹿洞書院學規》之中。重義輕利，在中國古代一直佔據主導地位。

五、三綱五常。董仲舒認為：“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後世儒家據此概括為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父為子綱。除仁、義之外，董仲舒還強調了智的重要，加上禮、信，便是仁、義、禮、智、信這所謂的“五常之道”。三綱五常，是其後封建宗法統治的思想主線，廣大民眾特別是婦女深受其“吃人”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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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馬齊喑的始作俑者（11）

六、以《春秋》為準繩。儒學以《周易》的無所不包為源，一到孔子手中去掉形而上的內涵，再到董仲舒手裡僅以《春秋》一經為標準來衡量世間一切物事：他以《春秋》中的“愛人”反對一切戰爭，以《春秋》之褒貶明華夷之辨，從《春秋》中體會仁義之法，以《春秋》為例裁定訴訟、判斷案情，以《春秋》的用詞謹慎表達是非觀念及好惡情感……一句話，《春秋》就是儒教的根本，他一輩子耗盡心血為之研究的就是春秋公羊學。董仲舒定儒家於一尊，其他諸子百家的身影便模糊了、消失了，天地也因此而侷促了；他只重儒家六部經典中的一部《春秋》，使得探索的空間更為狹隘；最後又縮小到只選擇、研究《春秋》三傳中的其中一門公羊學，那進入的孔洞與探討的範圍實在是窄之又窄了。董仲舒框定的這一研究模式與發展軌道無形中限制、束縛了一代又一代後人的目光與手腳。

由原始的宗教儒學而孔子的世俗儒學，再到董仲舒設立的政治儒教，儒家的視野日漸縮小、道路越走越窄。當它在宋明時期變成理學之後，就完全淪為統治者的“殺人”工具了。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在它的束縛下空有一腔報國熱情含恨而終，不知有多少婦女被那“存人理，滅人慾”的禁慾主義奪去了鮮活的青春，不知有多少生命被它奴化變成一具具沒有靈魂的行屍走肉……

誰也沒有想到，曾經具有健康活力，誕生於中華本土、有著合理核心的儒學，竟走向了它的反面：

一、儒教成為虛偽的象徵。它的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片面觀念，實際上就是在告訴人們怎樣做假。一部二十五史，弄不清哪裡是真，哪兒為假，讓人莫名所以。儒教的一套滅絕人性的倫理道德，就連他們本人都難以做到。比如大儒朱熹曾白字黑字地寫有“革盡人欲，盡復天理”之語，可據他的同僚葉紹翁揭發，朱熹不僅引誘尼姑二人為妾，還使得一名寡婦懷孕。朱熹無法抵賴，只得向皇帝謝罪說：“臣乃草茅賤士，章句腐儒，唯知偽學之傳，豈識明時之用。”儒教只能空言，不能實行；只能教人，不能律己；只有幼輩道德、家庭道德與國民道德，沒有長輩道德、社會道德與政府道德。

二、表面文明，實則野蠻。儒教的“男女授受不親”，發展到後來連夫妻也不得隨便親近，特別是把婦女不當人看待，要求女性纏足，認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不知有多少青春男女在禮教的幌子下受到戕害。世界歷史表明，越文明的民族，就越為開放；儒教的特別注重禮教，隔離男女，其實仍是一種野蠻習性的殘留。

三、反民主、反自由、反科學。儒教提倡貴賤尊卑的等級制，要求臣民認君王為父親，不允許思想、行為有任何自由：“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儒教只重人倫，鄙視科學，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重政》中特別強調“能說鳥獸之類者，非聖人所欲說也”。孔子也是隻知“其所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反對尋根究底、認真嚴謹的科學態度。

四、門戶之見嚴重。儒教看似中和、中庸，其實最講極端，容不得別人提出半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