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辯與非議，“道不同，不相為謀”。韓愈有言曰：“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

五、因循守舊、思想凝固。儒教信奉的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思開拓進取，一味陶醉於往日的“榮光”之中，日益教條化，容不得半點創新與改變。徐桐曾說過：“寧可亡國，不可變法。”

……

有關儒教的偏激缺陷以及對國民的遺毒殘害，我們還可以列舉許多。董仲舒罷黜百家，定儒家於一尊，影響並決定了中國兩千多年來的政治、歷史、文化、教育等諸多方面的發展。民族的柔弱、虛偽的盛行、科技的落後、官員的腐敗、教育的奴化……一切的一切，我們似乎都可以在這一決定民族歷史命運的轉折關頭找到淵源與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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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馬齊喑的始作俑者（12）

有什麼樣的時代就有什麼樣的思想，原始儒學誕生於奴隸社會，也在一定程度上適合於封建社會，因為它們同為等級社會，其基礎與體制如特權、禮教、宗法、世襲、分封等大致相同，並無根本性的區別與變化。然而，時代在發展，社會在進步，如果後人仍像董仲舒說的那樣“天不變，道亦不變”，一味拘囿於儒教信條，那就是我們民族的悲哀了。美國當代哲學家郝大維與漢學家安樂哲在他們合作完成的《孔子哲學思微》中寫道：“孔子哲學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是創造性的失敗……《論語》所反映的孔子的哲學完全不是文化的教條，但當人們被動地領會它，不向它賦予自己的意義和價值、不把它人格化時，它就成了一種文化教條了。孔子的失敗，也是那些對文化傳統負有責任的人的失敗。他們未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創造精神，未能很好地維持這些規範來反對統治者強加的專制主義。”若論責任，儒學失敗的最大責任當歸於董仲舒身上，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蔡尚思在《中國傳統思想總批判》一書中也曾闡述過類似的觀點：“我並不怪孔學的不合新時代，而只怪新時代的人們的尊孔學；又不怪封建派的尊孔帝，而只怪反封建派的尊孔學。”

然而，今天仍有大量的人們對儒教抱住不放，認為它是一濟救世的靈丹妙藥，值得大力“弘揚”。前些時，就有不少儒教信奉者為亞洲“四小龍”的崛起而歡呼，將日本、韓國、新加坡、臺灣地區的經濟成功視為儒學復興的象徵，認定儒學是中國文化對世界文化的最大貢獻，是千古不衰的永恆，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結果儒學還沒有席捲全球，卻有一場金融大風暴席捲了東南亞，於是，一陣刺耳的喧囂與鼓譟也就煙消雲散了。即使“四小龍”仍然如日中天，也不是什麼現代新儒學的功勞。

儒學，作為一種重要的歷史文化現象，確曾不可否認地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也存在著某些方面的價值與精華，但就其本質而言，儒教不僅束縛人們的思想，也制約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因政教而成風俗，因風俗而成心理。”儒教在歷代統治者的倡導與推行下，成為中華民族兩千多年來的主導思想，早已積澱在民族心靈深處，成為遺傳基因密碼中的分子代代承傳，貫注於廣大民眾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之中。只要稍不留神，就有可能於不經意的一瞬間死灰復燃。如何徹底消除兩千多年的儒教遺毒，與新時代同步，與普世文明接軌，真可謂“路漫漫其修遠兮”，還得一番長期而艱苦的努力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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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歷史的雙重改變（1）

一

曹操從古到今，名氣都一直很大，大到了家喻戶曉、耳熟能詳的地步。只是他的這種“名氣”往往作為諸葛亮、劉備、關羽等三國人物的反面陪襯而存在，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白臉”奸臣。

其實，與諸葛亮的“完人”形象——那高風亮節的人格力量、道德力量、智慧力量、意志力量相比較，曹操也算得上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完人”——集文治武功於一身的“完人”。論治國方略，三國時的政治、文化當數曹魏貢獻最大，蜀、吳無甚地位；論軍事業績，曹操掃平群雄統一北方，雖然在赤壁之戰中大敗而回，但全國一統最終還是由他親手建立並奠定了堅實基礎的魏國完成；論聰明才智，就連智慧的化身諸葛亮也曾坦率地承認“曹操智計，殊絕於人”而為自己所不及；論個人成就，曹操不僅是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還是一名偉大的文學家，他創作了不少膾炙人口的作品一直流傳至今。像他這樣集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於一身且成就卓著的“準帝王”，不唯三國時代，即使翻開整部中國古代歷史的漫漫長卷，也難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