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統三年（一九一一）的七十一年前。

就年號來說，日本歷史上最長的是明治的四十五年。但一九七一年已為昭和四十六年　，重新整理了這個記錄。

從中國的記錄來看，超過六十年的年號有兩次，即清朝的康熙六十一年（一六六二一一七二二）和乾隆六十年（一七三六一一七九五）。

此外，沒有超過五十年但超過四十年的年號，有明朝的萬曆四十八年和明嘉靖四十五年。

漢武帝在位五十三年（公元前一四零一公元前八七）。但這位皇帝有著改年號的嗜好，從即位時的“建元”到死時的“後元”，實際使用了十一個年號，其中沒有一個年號超過六年。唐朝的玄宗皇帝在位四十三年，改過兩次年號，開元是二十九年，天寶是十四年。北宋的仁宗在位四十三年，改年號達八次。

在位時間長，不僅要皇帝的壽命長，還必須年輕就即位。而且要皇帝英明。昏庸的皇帝在位都不太長，不是被廢，就是亡國。對專制帝國來說，皇帝的資質往往左右國家的命運。

由富有進取精神的青年皇帝實行革新的政治，隨著皇帝思想的成熟，逐漸老練地推行——這是理想的形態。不過，白秦始皇以來二千二百年期間，實現了近於這種理想形態的卻為數極少。

上述各個年號的期間，除了明代還有點疑問之外，人體上可以說都是該王朝的全盛時期。尤其是超過六十年的康熙和乾隆，中間只夾著雍正的十三年，幾乎是互相連線的。

說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一百三十餘年是清朝的黃金時代，恐怕是沒有異議的。雍正皇帝推行告密、鎮壓的政治，當然不是明朗的太平盛世。但是，它把兩個長達六十多年的、罕有前例的太平盛世緊密地連線在一起。就這一點來說．儘管它是短命的，仍然是一個重要的時代。

這三代可以這麼說：康熙是積蓄，雍正是維持，乾隆是散發。

乾隆皇帝散發的方式是極其大方的。鎮壓新疆回族之亂、臺灣林爽文之亂以及各地苗族的叛亂，出兵西藏，遠征緬甸等等，在支出軍費上毫不吝惜：進而又在完成編纂八萬卷的《四庫全書》這一空前的文化事業上，投入了鉅額的國家經費。歉收之年則慷慨地免去租稅。國庫簡直象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藏。起碼從乾隆皇帝揮霍的方式來看，會叫人這麼認為。

任何英雄人物，一旦上了年紀，精力和智慧都會衰退的，乾隆皇帝也考慮到這個問題。他在乾隆四十三年下了渝旨。預告自己到乾隆六十年退位。當時他六十八歲，打算再執政十七年，他認為八十五歲是執政能力的極限。

如他預告的那樣，他在乾隆六十年退位，以後還活了四年。如果他要執政到死的話，乾隆將為六十四年，超過其祖父康熙的六十一年，開創世界紀錄。

把八十五歲看成是極限，這當然是出於乾隆皇帝的那種帝王的過度自信，實際上極限期早就到來，政治已經紊亂，只不過是“乾隆盛世”這個招牌把它掩蓋著而已。

嘉慶四年（一七九九），乾隆皇帝一死，乾隆時代的寵臣和紳被處死，他被沒收的財產，據說不下八億兩白銀。當時政府的歲收為七千萬兩，就是說，和紳私吞了十年以上的國家歲收。他當過二十年的內閣大臣，換句話說，每年國家歲收一半以仁部落進了他的私囊。

允許這樣一個胡作非為的寵臣的出現，這本身就說明了乾隆的後期已經進入了走下坡路的時代。

繼乾隆之後的嘉慶皇帝執政的二十五年期間，可以說是一味地掩飾破綻的時代。“乾隆盛世”的過度揮霍，早巳到處露出破綻。不過，嘉慶年間還勉強平定了白蓮軟和天理教之亂，總算沒有發生什麼大事而平安度過了。

嘉慶二十五年後，道光皇帝即位。這時已經不是衣服露出破綻的問題，而是肉體上千瘡百孔，到處流出積年的膿血了。鴉片戰爭就好似瞅準了這個不幸的時代而發生的。

據《皇朝通典》，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的人口為一億九千三十四萬人。而大約七十年後的道光十年（一八三零）的《戶部檔案》，則記載全國的人口為三億九千四百七十八萬餘人。

第一章：衰世（2）

人口增加了一倍，而這期間的耕地面積僅增加百分之十八。總生產量並沒有多大變化，而人口增加一倍，平均每人的所得當然相應地減少，國民的生活越來越困苦。

人口的增加應當說是“乾隆盛世”的產物，而繼承這份遺產的卻是道光的“衰世”。

逃出首都的詩人

鴉片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