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家堪稱是敢於向兩千年來神聖不可侵犯的封建禮教進行自覺挑戰的第一批不妥協的戰士。

需要說明的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並沒有因為批判孔學就否定中國的全部傳統文化。首先，他們指出，孔學並不等於全部國學。“非孔學之小，實國學範圍之大也”。其次，他們並沒有否定孔學的歷史作用。李大釗說，“孔子於其生存之時代之社會，確足為其社會之中樞，確足為其時代之聖哲，其說亦確足以代表其社會其時代之道德”。再次，他們也沒有把孔學說得一無是處。陳獨秀就說過“孔學優點，僕未嘗不服膺”這樣的話。他們批判孔學，是為了指明它在根本上已經不適於現代生活，是了反對孔學對人們的思想禁錮，是為了動搖孔學的絕對權威的地位，而使人們敢於衝破封建思想的牢籠，去進行獨立思考，以求得“真實合理的信仰”。

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在社會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這個潮流沖決了禁錮人們思想的閘門。而這個閘門一旦被開啟，各種新思潮的湧流就不僅不可避免，而且是無法遏制的了。正因為如此，在那時，這個運動是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

不過，五四以前的新文化運動也存在著一些弱點。

第12節。

第一，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批判孔學，是為了給中國發展資本主義掃清障礙。但是，由於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行不通，所以從根本上說，提倡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並不能為人們提供一種思想武器去認識中國，去有效地對中國社會進行改造。

第二，他們把改造國民性置於優先的地位。但是，離開改造產生封建思想的社會環境的革命實踐，僅僅依靠少數人的吶喊，依靠有限的宣傳手段，要根本改造由這種社會環境產生的思想、所造成的國民性，是不可能的。

第三，那時的許多領導人物所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他們中有的人看問題很片面，壞就是絕對的壞，好就是絕對的好。這種形式主義地看問題的方法，影響了這個運動後來的發展。（二）對資本主義建國方案的懷疑

值得注意的是，在當時的先進分子中，有的人在宣傳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時，就已經開始對它有所懷疑和保留了。比如，陳獨秀1915年在稱頌法國文明時，就把創立社會主義（指空想社會主義）看作是法國人對於近代文明所作的三大貢獻之一，認為這是“反對近世文明之歐羅巴最近文明”。李大釗在1916年5月說過，“代議政治雖今猶在試驗之中，其良其否，難以確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測”。毛澤東在1917年8月也說過，東方思想固不切於實際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盡是，幾多之部分，亦應與東方思想同時改造也”。《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頁。他們之所以對資本主義持某種程度的懷疑和保留的態度，是因為：

第一，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矛盾已經比較明顯地暴露出來。如果說，18世紀西方偉大的啟蒙學者曾經自豪地宣言，他們所約許的理性的王國將是永恆的真理、正義、平等、人權在人間的實現，那麼，在他們的中國學生中，即20世紀初期中國的啟蒙學者中，卻有人從實踐中開始朦朧地感覺到，這個理性的王國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理想化了的王國而已。新文化運動的首倡者陳獨秀是積極主張在中國“建設西洋式之新國家，組織西洋式之新社會”的，但在1915年創辦《青年雜誌》時他就已經指出：“自競爭人權之說興，機械資本之用廣，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平等，一變而為社會之不平等；君主貴族之專制，一變而為資本家之壓制，此近世文明之缺點，無容諱言者也。”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給世界人民帶來了極其深重的災難。它用以往任何時候都不曾有過的尖銳的形式，進一步暴露了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在西方世界中，許多人也感到“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了”。“全社會人心都陷入懷疑、沉悶、畏懼之中，好像失去羅針的海船遇著風遇著霧，不知前途怎生是好”（梁啟超）。這種情況，不能不對中國思想界發生影響。李大釗就說過：“此次戰爭，使歐洲文明之權威大生疑念。歐人自己亦對於其文明之真價，不得不加以反省。”中國人是不是還應當走這條路，當然就成為問題了。

第三，中國人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的努力屢遭失敗的事實，更使他們對資本主義建國方案的可行性產生了極大的懷疑。因為經過這種學習，雖然建立了一個“民國”，實際上卻仍然是封建式的軍閥官僚的專制統治